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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拨一笔到地方，作为地方官府运转的经费，其他直接解到部里成为朝廷收入。

    成立专门的征税衙门，好处也是多多，至少可以限制地方官员通过摊派，肆无忌惮在征税之外加征各种税目。

    实际上，压垮大明老百姓的，不是朝廷的赋税，而是地方官员加派的杂税。

    只是，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大明的官府一向都是一个小政府，不是后世那种，面面俱到的大政府。

    成立专门的收税衙门，实际上阻力非常大，甚至可以说是颠覆的。

    大明朝廷，或者说中国古代，就是典型的小政府。

    “皇权不下乡”，基层的管理更多是依靠宗族、乡绅进行，朝廷只能管到县一级。

    而一个县也只有一个县衙，几十个人就要管理一个县所有方方面面，而有编制的就那么几个人。

    要是真建立一条垂直管理的衙门，还是用来收税的，魏广德不知道会被人喷成什么样子。

    彼时受限于教育普及程度、交通通信条件，基层治理仅达县一级，官员聚焦赋税征收、户籍梳理、治安维稳，其余交予乡贤自治。

    落后交通让政令传递月余不止，稀缺教育资源难育全民素养，低生产力水平难堪复杂治理成本，无奈之下只能聚焦关键事务，借助乡绅宗族维系乡土秩序。

    但这绝非主动选择，实属无力之举。

    实际上这个时候不管是东西方，都是实行这样的模式，只不过在西方是用分封的小贵族来掌握地方秩序，而这一套在其主导的殖民时代，也很容易被国王接受，分封权利很大的海外总督。

    而对应的大政府模式则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政府开始主导经济。

    在凯因斯学派的经济制度主导下，政府支出增加、政府的计划……等等，扩张经济、创造就业，解决了许多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凯因斯主张的国家干预主义，也就是“大政府小企业”的理论，在许多国家发展得很有成效。

    “我记得不错的话，海瑞在户部做过主事。”

    这会儿，魏广德就在脑海里快速琢磨这事儿。

    他忽然意识到，或许海瑞还真是他推动成立税务衙门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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