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最新域名 m.boshishuwu.com

    “一生三变”

    后来，欧阳兆熊以“一生三变”的说法，概括曾国藩的几个阶段。他说，做京官时，曾国藩“以程朱为归依”;出办湘军后，“则归申韩”;及至晚年，他以旷达为意，“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这个说法，后来广为流传、普为人知。然而，它依旧拘泥于皮相。在曾国藩渐行渐远、愈磨愈平的心路历程背后，不仅有着他始终不变的儒家本色，还有着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深刻尴尬。

    他以儒生带兵，“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做京官时，他曾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琐碎”、“徒尚文饰”、“骄矜自是”;组建湘军之初，他设立“审案局”、得罪骆秉章、参奏陈启迈、弹劾宗室崇纶……凡此种种，无不有着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健色彩。然而，与他的一腔血诚、披肝沥胆对比，不仅那个腐朽官场对他处处侧目，那个颟顸、摇摇欲坠的朝廷也不信任他。据说，在他湘潭首捷之后，大学士祁隽藻这么提醒皇帝，“曾某以在籍侍郎，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他为此度过了一生中最艰难的几年。从长沙到衡州、江西，他不仅屡战屡败，而且形影孤单，“每逢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在几年处处碰壁、几次自杀未遂后，他才走进湘乡荷叶镇的那片老屋，以“守制”的名义，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痛苦反思。

    他只能改造自己。他由此开始了处处变通、时刻夹杂着拙诚与做作的生涯。在攻武昌、克九江、夺安庆、定天京的历程中，他次次推首功于朝廷信赖的满人大员官文;而在与骆秉章、沈葆桢、左宗棠、毛鸿宾等汉族大员的合作中，他也处处与人为善，见功不掩、见过不责……他自觉地使自己契合于那个腐朽年代，一切行为都与社会规则丝丝入扣、天衣无缝;他并以近乎苛责的姿态，保持着自己内心的独立和自我体察。他由此成为一个戴着镣铐的善舞者，一个貌似分裂、实则异常统一的末世圣贤。

    一个时代，就这么改变着一个人;而在被改变之后，他不仅无力、也不再企图改变这个时代。他在事功方面倾注了太多的心力，这就注定了他要被时代所局限;他成为这个时代的集大成者了，然而他身上汇集的，不仅有美好与坚韧，还有局限和狭隘……

    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仅有的一个“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的圣贤，但他不仅是最后的圣贤，也是最不起眼的圣贤。正如风雷激荡的春秋可以成就孔子，而养士百年、气象开阔的两宋，可以造就朱熹那样，那个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社会，只能造就这么一个世俗、世故、烟火气十足的完人。他后来赖以传世的《家书》、《日记》以及前往天津前夕的遗嘱，无不证明了这一点。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儒家人物，只不过青年为“士”、中年为“大夫”，而到了晚年，他开始向最初的来处、向一个老年农夫或者说寻常乡绅回归罢了……

    至少，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处处表现出乡绅的、近乎族长的态度。

    无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让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启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莫尔斯·巴劳，《中华帝国国际关系》)……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

    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

    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萎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沧海桑田般剧变的起点。

    他的转折从1860年开始。此前，广州入城纷争初起时，他遥为议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英夷土固不广，来中国者人数无己，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他并且预言，“此次角斗，彼必不能坚守”。如果说这些论调折射了他和众多士大夫的相近与相似的话，那么，不久后一连串的残酷事实，则让他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火烧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这一年，胡林翼视师安庆，为西洋轮船而“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据说，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他说，“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nb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阅读模式无法加载图片章节，请推出阅读模式阅读完整内容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