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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体现在其精致的造型以及成熟的技艺上,也表现了原始社会玉器开始走向神秘化、礼制化的特点。商代继承了这些特点,将礼玉作为宗教和礼仪等精神活动的工具。
商代玉器风格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因功能的多样,而使玉器的风格独具殷商的时代特色。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大量玉器包括礼器、仪仗器、工具、艺术品等七大类。这些不同功能的玉器,是和特定时代对玉器的要求相联系的,特别是其中为数众多的动物型玉器,其风格更是具有独到之处,其势欲出,其态欲现。其次,纹饰上的时代风格。由于技术的进步、工具的革新,殷商玉器的纹饰得以琢制并日益走向完善。出现了前世所未有的大量饰纹玉器,如盛行商代的神人、人兽纹就具有明显的殷商时代风格,即商人崇神敬神。从这两点可以看出,商代玉器的风格明显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发展要求,总体上呈现凝重,具有宗教化和神化的特征。
崇尚自然是造型艺术返朴归真的艺术风格的体现,商代玉器在造型艺术上正是这种追求的表现,各种像生形的具象性玉雕动物和玉人,都追求一种切近自然真实的美。这当然与玉质本身有关,由于玉本来具有晶莹、圆润的质地,因而其造型力求不破坏玉质本身的美,而是切合自然,因材施艺,使玉质与造型完美结合。商代玉器继承了原始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制玉的传统,特别是良渚文化,商代文化与其有着直接传承关系。原始社会玉器一般是不事修饰的,如早期红山文化玉龙,仅在头部刻饰,而龙尾部根据玉质的本来特征,不加任何修饰。虽然良渚文化玉器的各种局部纹饰中出现了刻制“神徽”(如玉璧上)、刻划神兽人面纹(如斧钺上)的做法,但都是整体中的局部,大多数均表现为光素无纹,说明原始先民们对自然之质的重视。这一特点影响到了商代,商代玉器的形制仍然保留了这种自然本色,特别是后期浅浮雕、圆雕技法的运用,使玉器在未脱质地的基础上稍加装饰,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长11.7 厘米的玉虎,在圆柱形坯材上逐步展开刻描,在玉料、形象和风格的自然逼真方面,都有着独到的魅力。商代玉器的后期虽然纹饰繁缛,造型各异,但追求一种与原始玉料相配合的自然美,这便是商民族直至以后整个华夏民族取法自然的肇始,这一民族风格直到现在还产生着影响。商代玉器这种崇尚自然的民族风格显然受各地玉器发展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是融合各其他民族智慧的产物,体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风格。
商代是信神祀鬼的朝代,当时的各种玉器造型、纹饰都表现出相关的主题,有着明显的宗教色彩。如鸟作为商民族的图腾崇拜,其造型在玉器上多有体现。如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玉器,应当是良渚文化时代古人的一种信仰的反映。受其影响,商代就有了大量具有类似纹饰的玉器,如鹰攫人首玉佩、虎食人首玉刀、妇好墓出土的双虎对食一人首的妇好钺以及商代人神合一刻纹玉圭。尤其是神人合一、鹰攫人首虎食人卣图,极其明显地表明了商代重视祭礼、回报的风俗。在不同的祭祀场合,象征性地接受人畜牺牲的祭祀,即“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报更即报偿的意思,这种民族化宗教风格在商代的这类玉饰形器包括礼器、佩器上多有体现,从而形成特定的宗教礼仪和传统,进而影响商代的大多数玉器造型艺术,即体现为商代玉器中的“人兽母题”。“这种艺术形式的嬗变,恰恰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从原始礼俗(仰韶时期)演化到神权政治初现(龙山时期)和王权得到完全神圣化的文明进程”。商代玉器将这种浓厚宗教色彩渗透在玉器的创造中,通过温润的质地和典雅的方式加以表现,显示出独特的风采,这与青铜器的狞厉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商代的玉器是整个造型艺术的一部分,是商代成熟的艺术形式之一。商代的玉器,和其他器皿一起,对于后世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促进的作用。研究商代玉器正是研究灿烂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带给我们的是无尽的畅想、巨大的使命感以及继往开来的进取精神。商代后期,青铜工具的成熟运用,赋予玉器制造以新的动力,使商代玉器不仅在质量上日趋上乘,而且在数量上极为庞大,《汲冢雕·世俘解》载武王伐商时“商王纣取天下智玉琰身厚以自焚......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这里“亿”虽然有些夸张,但数量也不会少的,可见商代王室用玉之盛。20世纪出土的商代玉器,基本上都出自王室墓葬。由于玉器的贵重及其被神化、宗教化,商代玉器基本上为王公贵族们所有,平民是很少有用玉的,即使有也主要是一些小型饰物。所以商代玉器虽然达到颠峰,但是也只能是王室玉器的颠峰,它不可能在全社会普及,故有人认为商代前期,夹在石器、陶器与青铜器之间的是“玉器时代”,这一说法显然是不妥的。因为玉器不可能像石器、陶器以及青铜器那样可以在全社会为大多数人所使用,但采用此说法却能说明商代玉器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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