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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方形，纹饰出现分节，但不超过四节。反山m12:90、m12:93、m20:121、m23:22，寺墩m3:43，横山m2:11，福泉山m9:14、m9:21等都为其代表。此种形式的琮，多数发现于死者腰腹部外侧的手臂部位，但反山m23:22与寺墩m3:43两件却竖直在死者头端。
    第三种形式的琮，转角外凸更明显，转角小于120°但大于90°，琮体弧面弧度减小，横截面为弧边方形，纹饰分节不超过四节。墓葬中，此种形式的琮绝大多数发现于死者手臂或腰腹部位，新地里m137玉琮出土时就套戴在墓主手腕骨上。但也有例外，如反山m12:98“琮王“位于“墓主左肩上方“，江阴高城墩m5两件iii式玉琮出土时，叠置于死者头端，形体较大的m5:2，正放，在下，较小的m5:1，倒置，在上。
    第四种形式的琮，转角等于或接近90°，横截面近正方形，但琮体高度小于射径，纹饰节数为一或二节。此种形式的琮，在墓葬中的出土部位更趋复杂，反山m23:126位于死者腿脚部位，出土时夹在两件玉璧之间，m23:163更靠北，毗近墓葬北端随葬陶器，叠压玉璧。汇观山m4出土两件琮，一件(m4:1)位于墓葬棺室南端，明显高出其他器物的出土面，推测原先应当放置在棺盖之上，另一件(m4:2)出土于死者腰腹部。后杨村三件成组等距离竖直在棺盖上的玉琮，虽然已经受沁朽蚀，但形制都属此种形式。寺墩m3出土的33件玉琮中，也有m3:5等属此种形式。
    第五种形式的琮，横截面近正方形，转角等于或接近90°，但玉琮高度大于射径，即所谓的高节琮。此种琮在墓葬中的出土部位也较复杂，亭林m16:17九节高琮出在死者胸部，福泉山m40:26、110两件裁割玉琮分别位于墓葬中部死者腰腹部西侧与北端，m2:18五节高琮则位于墓葬北部东侧，寺墩m5:72十一节高琮位于北部脚端陶器堆中，m3的33件玉琮，除四件外，其余都为此种形式的琮，基本围绕死者人骨架四周摆放。
    有趣的是，第五种形式的琮中，八节以上的高节琮，主要出土在太湖东部与北部，其最南届为上海金山亭林遗址，亭林m16中出土一件高24厘米的九节琮。迄今尚未在太湖以南的杭州、嘉兴与湖州地区，出土八节以上的高节琮。因此，玉琮由矮变高的形制演变趋势，亦存在着复杂的地域差异，而这种地域差异所隐含的社会学层面的意义，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
    龙首纹是良渚文化玉器上最早出现的纹饰，主要见于早中期环、镯、管以及锥形器等少数玉器的外缘，也有个别的圆雕作品。神人兽面图像及其简化与抽象的图案，是良渚文化中晚期玉器上最通行的纹饰内容，而且还是玉梳背等一些玉器的造型源头。平面雕刻的鸟纹，主要见于琮、钺、梳背、三叉形器与璜等玉器上。
    良渚文化玉器是神崇拜的载体，同时也是世俗生活的反映。不同种类、不同数量、不同体量、不同组合关系的良渚文化玉器，除了承载“事神致福“的神圣内容外，更已成为世俗社会中举足轻重的物质财富，它既是显贵者阶层攫取“祀与戎“权力的象征，也是平民阶层朴素情感与信仰的外在体现，妆点着社会各阶层的精致生活。良渚玉器丰富的器形，众多的数量，先进的工艺，精美的纹饰，复杂的功能，深远的影响以及蔚为大观的用玉情景，不唯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也为世界同时期所绝无仅有，它在中华玉文化传统中的突出地位，已不言而喻，成为疏解中国古代礼制形成以及中华五千年文明无可替代的重要实证。
    我们的祖先对玉器的崇拜在良渚时期达到了高峰，良渚文化用玉、爱玉、尊玉的精神传播四方，范围可达半个中国。良渚文化巨大的文化辐射力，对周边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龙山时期是晚于良渚文化的时期，是中国史前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大约从距今4500年左右开始，到距今4000年夏代诞生结束。中国各地如山西、浙江南部、山东、西北等地龙山时代的遗址中，很多都发现了与良渚文化风格相似的玉器。
    在夏、商、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也发现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器，表明良渚文化始创的玉礼器，成为了商周玉礼器系统中的组成部分。三代的礼仪制度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良渚文化足以堪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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