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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看太太们，相反，应该向右边看，用眼睛寻找他的律师，因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律师的帮助上，他的全部命运现在都要依靠他的辩护。”医生陈述自己这个意见时语气断然，十分坚决。但最后被传唤的瓦尔文斯基医生的出人意料的结论，给两位有学问的专家之间的不同论调增添了特别滑稽的意味。据他的看法，被告在现在和以前的精神状态都是完全正常的，虽然在被捕以前他的确显出了神经质的、过度兴奋的心情，但是这可能是产生于许多极明显的原因，譬如嫉妒、愤怒、不断地喝醉酒等。但是这种神经质的状态绝不会含有刚才所说的任何特殊的“精神错乱”成分。至于说到被告走进大厅的时候应该向左看还是向右看这一点，“据他的鄙见”，被告正应该在走进大厅的时候向前直视，像他实际所做的那样，因为首席法官和法官们正坐在他的前面，他的命运完全握在他们的手中，“所以他向前直视，恰恰足以证明这时候他的脑子是处于正常状态。”这位年轻医生最后带着几分激烈的情绪结束了他自称为“鄙见”的供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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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极了，郎中！”米卡从座位上嚷着，“就是这样！”
    自然人家把米卡拦住了。但是年轻医生的意见对于法官和旁听的人们都起了极大的影响，因为随后表明，大家全都赞成他的话。然而赫尔岑斯图勃医生又以证人的资格被传讯，却忽然完全出人意料地说了于米卡有利的话。他是这城里的老居民，早就知道卡拉马佐夫家的情形，在提出了几种对于“公诉”很有意义的证词以后，忽然似乎想起了什么，又补充说：
    “但是这个可怜的青年人本可以得到比现在好得多的命运的，因为无论在儿童时代还是在以后，他的心肠一直都很好，这我是知道的。不过俄国谚语说：‘如果一个人有一个头脑，那很好，如果还有一个聪明的人到他家里来做客，那就更好，因为那时就有两个头脑，不只一个……’”
    “‘一人多智好，两人多智就更妙’。”检察官不耐烦地帮着他说清楚，他早就知道老头儿有说话说得又慢又长的习惯，一点不在乎他的话给人的印象如何，也不在乎人家等得多么着急，正相反，他还很重视他那迟饨、平淡无奇而又永远自鸣得意的德国式俏皮话。小老头儿是爱说些俏皮话的。
    “哦，对，对，我说的正是这句话，”他固执地马上接口说，“一个头脑好，两个头脑就更加更加好。但是另一个有头脑的人没上他那儿来，他却把自己的脑子又放出去……这话是怎么说的，放到哪儿去了？那个词儿——他把自己的脑子放到哪儿去，我忘记是怎么说的了，”他用手在自己的眼前比画着继续说，“哦，是的，去游荡[111]。”
    “游荡吗？”
    “是的，游荡，我说的就是这句话。他的脑子跑出去游荡，跑得太远，迷了路了。但是他是一个知道好歹的、敏感的小伙子，我清楚记得他还很小的时候，被抛弃在父亲的后院里，光着脚在地上跑着，小裤上只有一个纽扣……”
    这个正直的小老头儿的话里突然出现了一种多愁善感、深深激动的音调。费丘科维奇浑身哆嗦了一下，似乎有所预感，马上紧紧抓住不放过去。
    “是的，我当时自己还是一个青年人，我……不错，我当时只有四十五岁，刚刚来到这里。我当时很可怜这男孩，心中暗地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给他买一磅……是的，一磅什么？我忘记它叫什么啦，一磅小孩子们很爱吃的，那叫什么，那叫什么，”医生又比画起手来，“树上结的，有人摘下来，大家都拿它送人。”
    “是苹果吗？”
    “不，不！一磅，一磅，苹果是十个十个算的，不论磅，不，这东西很多，全是小的，放在嘴里，喀拉一响……”
    “是胡桃吗？”
    “不错，就是胡桃，我说的就是这个，”医生不动声色地证实说，好像根本没有想不起词儿似的，“我送给他一磅胡桃，因为从来还没有人送给这孩子一磅胡桃过。我举起了一只手指，对他说：‘孩子！圣父[112]。’他笑了，也说：‘圣子[113]。’接着他又笑了，又口齿不清地说：‘圣灵[114]。’随后他又笑了，尽量学着说，‘圣灵。’我就走了。第三天走过那里，他主动朝我喊道‘叔叔，圣子’，单只忘了圣灵，但我一提醒他就记得了，我的心里又十分怜惜他起来。但是他后来被带走了，我再也看不见他。这事已经过了二十三年，我的头发全白了，有一天早晨正坐在我的诊疗室里，忽然走进一个像一朵鲜花似的青年人，我怎么也认不出他来，但是他举起手指，笑着说：‘圣子和圣灵！我刚刚回来，特地来谢谢您送给我一磅胡桃，因为当时从来没有人给我买过一磅胡桃，只有您一个人给我买了一磅胡桃。’于是我想起了我的幸福的青春时代和没有靴子穿、在院子里跑的可怜的小孩，我的心感动了。我就说：‘你是一个很识好歹的青年人，因为你一辈子记着我在你的儿童时代送给你的一磅胡桃。’我抱住他，为他祝福。我竟哭了。他笑着，笑着，也哭了，因为俄国人是时常在应该哭的地方发笑的。但是他竟哭了，我看到的。可是现在，唉，真是可叹！”
    “我现在也在这里哭，德国人，现在也在这里哭，你这圣者！”米卡忽然从自己的座位上嚷道。
    无论如何，这段小故事使听众产生了一点于米卡有利的印象。但是对米卡有利的主要印象却是由下文就要讲到的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证词引起的。而且总的说来，在为被告辩护的[115]证人，也就是由律师方面传唤的证人开始上堂的时候，命运似乎突然地，甚至是明显地朝米卡微笑了，而且最有意思的是这甚至都出于律师的意料。不过，在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之前，阿辽沙先被传上去。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实，看来甚至是对于公诉方面一个重要论点显然不利的明证。
    四幸福对米卡微笑
    这在阿辽沙本人也是完全出于偶然的。他被传唤做证，免予宣誓。我记得从询问的开头几句话上，各方面就对他异常温和而且同情。显然事先关于他就传扬着极好的名声。阿辽沙的证词十分谦虚而且拘谨，但是其中明显地流露出对于他不幸的哥哥的热烈同情。在回答一个问题时，他形容哥哥的性格也许是暴躁而耽于情欲的，但同时却是正直、骄傲、宽容的人，只要需要，甚至会乐意自我牺牲。他承认他的哥哥在最近的日子里，因为对于格鲁申卡的迷恋，因为和父亲吃醋争风，处于难堪的状态之下。但是他气愤地断然否定那样一种推断，就是说他的哥哥会为了图财而害命，固然他也承认这三千卢布几乎成了使米卡发狂的一块心病，因为他认为这是父亲用欺骗的方法没有给够他的遗产，他本来对于钱财并不贪婪，然而一提起这三千卢布来，却总要暴怒得发狂。对于两位“女太太”（如检察官所称的），那就是格鲁申卡和卡嘉之间争风吃醋的事情，他回答得含糊躲闪，对于其中一两个问题甚至完全不愿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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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样，您的哥哥曾对你说起过他想杀死他的父亲没有？”检察官问。“您可以不回答，假如你认为必要的话。”他补充了这句话。
    “没有直接说。”阿辽沙回答。
    “怎么？是间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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