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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计算出,米卡在发生惨剧的前一月第一次来到莫克洛叶的时候,所花的钱不会在三千以下,或者“只是稍为少一些。单单在那些茨冈女人身上就花了不知多少!赏给我们那些身上长虱子的农民并不是每人‘随手扔给半卢布’,起码是二十五卢布一张的钞票,再少是不会给的。何况当时还公然从他手里偷去多少钱啊!那些偷的人,是不会留下收据的。既然是他自己随随便便地抛掷,哪里还能抓住贼呢!我们的乡下人全是强盗,谁也不讲良心的。至于姑娘们,落到我们那些乡下姑娘手里的又有多少啊!我们那儿的那些人竟从此发了财,一点都不假,可原来都够穷的”。一句话,他把全部用费都一一报了出来,仿佛开了一笔清单似的。这样一来,关于只花去一千五百卢布,而把其余的款子留在护身香囊里的那种说法就显得毫不可信了。“我亲自看见的,亲眼目睹他手里拿着三千卢布,就好像看见他只拿着一个戈比那么清清楚楚,我们这些人还会不识数吗?”特里丰·鲍里索维奇大声说,竭力想讨好“官长”们。但是轮到律师问的时候,他几乎一点也不想去驳倒证词,却忽然讲起,在被捕的前一月,初次酗酒的时候,马车夫季莫费依和另一个农民阿基姆曾在莫克洛叶客栈过道的地板上,捡到过米卡喝醉酒掉下的一百卢布,交给了特里丰·鲍里索维奇,他当时赏给他们每人一个卢布。“这一百卢布您当时还给卡拉马佐夫先生没有?”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无论怎样支吾,经过盘问乡下人,也只好承认发现一百卢布的事,但是他说当时就把原款交还给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了,“老老实实地交了给他,不过他当时自己完全喝醉了酒,不见得会记得的。”因为他在传唤乡下人做证以前一直否认找到一百卢布的事,所以关于他还款给喝醉了的米卡的供词自然也极为可疑。因此检察官方面推出来的一个危险的证人退场的时候也蒙了嫌疑,名誉上遭到很大污损。波兰人也出了同样的事情。他们上堂的时候十分骄傲而且神色自如。他们大声说,第一层,两人“曾为皇室服务”,“米卡先生”对他们提议,想用三千卢布收买他们的名誉,他们是曾经看见他手里有过许多钱的。穆夏洛维奇说话时夹杂了许许多多的波兰话,他看见这反能在首席法官和检察官的眼里抬高他的身份,就精神大振,最后完全用波兰话说起来。但是费丘科维奇也把他们抓进网里了:无论重新又传唤上来的特里丰·鲍里索维奇怎样闪避,最后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一副纸牌确被佛鲁勃莱夫斯基偷换了,而穆夏洛维奇坐庄的时候,曾不住偷牌。这一点在当时卡尔干诺夫提供的证词中就曾加以证实,于是两位波兰老爷甚至在观众的哄笑之下相当丢脸地退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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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所有那些最危险的证人几乎全发生了这类情况。费丘科维奇使每个人都在道德上遭到了抹黑,把他们弄得灰溜溜地才放他们下场。那些法律专家和精通此道的人都很欣赏,只是仍旧感到不解,这一切究竟能产生什么重大的根本效果,因为我重说一句,大家全觉得那可悲的变得越来越强有力的指控实在太无懈可击了。但是大家从那位“伟大的魔术家”的自信上看得出他是心安理得的,因此大家都期待着,因为“这样的人”不会从彼得堡白来一趟的,这人是不会毫无所得而回去的。
三医生鉴定和胡桃一磅
医生的鉴定同样没有帮被告什么忙。以后看得出来,费丘科维奇自己对它大概也不抱多大希望。这事其实只是由于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的坚持主张才进行的,她特地为此从莫斯科请来了一位著名的医生。辩护自然决不会因此而遭到什么损失,碰巧了也许还可以得到一点好处。但结果却竟发生了几乎有几分滑稽的情况,那就是几个医生的意见有点不一致。这些专家里面有别处来的著名大夫,有我们城里的医生赫尔岑斯图勃,还有年轻的医生瓦尔文斯基。后面两位也列在由检察官传唤的普通证人之列。首先以专家身份被传问的是赫尔岑斯图勃医生。他是七十岁的老人,头发雪白,已经秃顶,中等的身材,体格还很健壮。我们城里大家都很重视他,尊敬他。他是一位正直的医生,是个很好、很虔信的人,是位“赫恩胡特”派,或“莫拉维亚兄弟”派的教徒,我知道得不太清楚。他住在我们这里已经很久了,平时神态特别庄严。他为人良善,爱人如己,免费医治穷人和农民,亲自到他们的破房木屋中去,留下钱买药,但是脾气固执得像一头驴。他的脑袋里要是抱定了一个念头,你要加以推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城里大家几乎都已经听说,这位外来的著名医生到这里才两三天,就对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的才干说了几句十分不敬的评语。事情是因为这位莫斯科的医生虽然出诊费至少需二十五卢布,但是我们城里有些人仍乐于趁他到这里来的机会,不惜金钱,趋之若鹜地去请他诊治。在他没有来以前,这些病人自然都是由赫尔岑斯图勃医生治疗的,于是这位名医生就到处苛刻地批评他的治疗方法。以后甚至一到病人家,就干脆问:“嗯,原来是谁在这儿胡搞的?是赫尔岑斯图勃吗?哈,哈,哈!”这一切情况自然全都传到了赫尔岑斯图勃医生耳朵里。现在这三位医生先后上堂来做证。赫尔岑斯图勃医生直截了当地声明:“被告智力的失常是显而易见的。”他接着提出的一些看法,我在这里略去不提了。最后他又补充说,这种失常不但主要可以从被告以前许多行为上看到,就是现在,甚至眼前也可以看出。等到人家请他解释现在、眼前可以看出些什么来时,这老医生用坦白直率的态度指出,被告在走进大厅时,“有着一副对于周围环境很不寻常的古怪态度,一直大步向前走着,像兵士一般,眼睛直勾勾地瞧着前面,其实他本应该朝左边看,那边旁听席上坐着一些太太,因为他是女性的极大爱好者,必然会念念不忘太太们现在会说他一些什么的。”小老头儿最后用这么一番很特别的话来作为结束。这里还应当补充说明一句,他常说俄国话,而且很喜欢说,但不知怎么他的每句话都带着德国调子,但他却还永远毫不在乎,因为他一辈子有那么个毛病,就是认为自己的俄国话是标准的,“甚至比俄国人还好”,他还常爱用俄国的谚语,老是告诉人家,俄国的谚语是世界上所有谚语中最好、最有表现力的。还要指出,不知是由于精神不集中还是什么原因,他在谈话中时常忘记极平常的、他完全知道却忽然不知为什么从脑子里逃走的词儿。不过他在说德国话的时候也常有这种情形,而且每当这时他总在自己的面前挥舞着手,仿佛想找到并捉住丢失了的字眼似的,而在他还没有找到丢失的词儿以前,谁也不能强迫他把已经开了头的话继续谈下去。他说被告走进来的时候,应该瞧着太太们,这句话引起了旁听者中间嬉笑的低语。我们这里的太太们很爱这小老头儿,也知道他打了一辈子光棍,是虔信而行为端正的人,把女人看作高尚的、理想的人物。因此他这番出乎意外的话使大家觉得非常奇怪。
莫斯科的医生在上堂问话时断然而不客气地表示他认为被告的脑子是不正常的,“甚至已达到极严重的程度”。他巧妙地说了许多关于“精神错乱”和“癫狂”的话,并且得出结论说照所有收集到的证据看来,被告在被捕前好几天,无疑的就已处于病态的精神错乱状态之下,尽管犯了罪,但即使也有感觉,却几乎是身不由己的,完全没有力量克服当时控制着他的病态的精神冲动。但在精神错乱以外,医生还看出了癫狂,据他说,这预示着将来进一步会直接发展到完全疯狂的地步(按:我这里是用自己的话传达医生的话,至于他当时却是用极为科学的专门术语来加以解释的)。“他的一切行动是同常识和逻辑相反的,”他继续说,“姑且不说我没有看见的一切,也就是作案本身和整个惨剧的前前后后,即使在前天和我谈话的时候,他的眼光也是那样莫名其妙的呆板。在完全不该笑的时候,发出意外的笑声。常常没来由地发火,说一些奇怪的话,如‘伯纳德’‘伦理学’以及诸如此类不必要的话。”不过医生认为最能说明这种癫狂状态的是,被告一提起他认为自己受了欺骗的那三千卢布,就不由得要爆发出某种不寻常的火气来,而对自己所有其他的失败和屈辱的事情,说起来和想起来都显得十分平淡。此外,事后还查明,在这以前,每逢一提到这三千卢布,他也总是会弄到几乎要发狂的地步,可是别人都证明,他这人是并无利欲心,也并不贪婪的。“至于说到我那位学术上的同行的意见,”莫斯科的医生在结束发言的时候,嘲讽地说,“被告上堂的时候,应该目视女人,而不应直瞪着前面,我只能说这样的意见除了含有开玩笑的性质以外,还是根本错误的;因为尽管我十分赞成被告走进决定他的命运的法庭大厅的时候,不应该这样呆板地直瞪着前面,这的确可以认作是他在这时精神不正常的征象,但同时我要肯定地说,他不应该朝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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