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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岁末,《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使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成了明星式的人物。
步鑫生提出的“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分配方案。
实际上就是要打破“端铁饭碗”、“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随后,国家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组也做了相关报道。
于是裁缝出身的步鑫生不但被树立为改革开放的一个先进典型,他的事迹也影响到整个工业系统的改革进程。
一时间,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成为了全国工业企业重点参照的改革方向。
但现实就是这么讽刺。
与之恰恰相反的是,已经先一步试行的经营管理者责任制,并且取得实际成效的京城服务行业,却于12月间,对改革的前景出现了动摇,甚至掉头开上了历史的倒车。
敢情今年自年初以来,自京城市委决定在前门、西单两条大街上进行试点。
允许三十人已下的国营零售店、饮食服务店,实行国家所有,集体承包责任制。
说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额,所剩全归企业,不再分成。
那些率先一步被逼着走出这步的国营、集体企业,很快就尝到了实际的好处。
不但本来亏损的买卖都扭亏为盈,变得红红火火。
承包人从中挣了很多钱,职工的待遇也因此大幅提高。
可以说承包企业从上至下,人人满意,拥护改革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就因为挣着钱了,也招人眼红了,麻烦就跟着来了。
常言道,不患多寡而患不均啊。
服务局的内部居然有人开始唱反调,认为承包的底数给定的低了,让承包企业赚大了,国家和集体就吃亏了。
还有人建议不要再实行“死包”政策,要采用“灵活”的办法,不再让国家和集体吃亏。
就连社会上群众议论,也全是不满。
认为这些承包企业的职工,拿到奖金数目大大超过社会平均水平,是极其不公平的。
就这样,鉴于收入问题实在敏感,这次改革被冷落下来。
上面宣布,从12月开始,商业系统、服务行业,全面暂停承包合同。
至于承包者,反对无效,承包企业职工的意见,也统统被忽略。
不用说啊,此举严重挫伤了商业职工的积极性。
以至于大家愤愤不平下,又拿出了职工对付国家最好的武器——请假、偷懒、甚至怠工。
仅仅这一个月,本已经改善了企业经营情况再度扭转直下。
不仅利润下降,许多企业又开始亏损,就连群众对于商业服务态度的不满也明显增加。
可这又怪谁呢?
而且这种情况下,乔万林作为重文区服务局主抓这项工作的干部之一,无疑也受到了影响,遭遇了无妄之灾。
不但基层单位对他不满意,认为竹篮打水,白忙一场。
大家是被他给涮了,悔不当初听了他的劝说。
就连服务局里的敌对一系也以此发难,认为他没把事情办好,把他的功劳给抹去了不少。
本来呢,乔万林在游园会、书市和坛宫三件事儿上立下了大功,是有希望直接提正科的。
这么一来,也就只是把副科长做实,去了个“代”字。
要没个两三年,往上走这是不可能的。
不用说,乔万林自然十分的抑郁,仕途上一步差步步差。
早上一级还是晚上一级差距大了。
而宁卫民知道这件事后,心里同样过意不去。
他当然记得,当初可是因为他百分之百看好这件事,才会极力撺掇不那么情愿的乔万林放弃书市,去大刀阔斧的干这件事。
结果现在弄成这个局面,他能择得干净,说与自己无关吗?
即便是乔万林不当面埋怨他,那人家心里也肯定别扭不是吗?
所以,为了维护好这段关系,他就必须得做点什么,想办法进行补偿。
琢磨来琢磨去,宁卫民盯准了一样东西——单元房!
为什么他会动这个心思?
其实是因为早在1980年,伟人的《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就相当于某种程度上为商品房放开了一道不大的口子。
“城镇居民可以自己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房。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十年、十五年还清。但不要超过二十年。”
这就是伟人当时亲口定下的政策方向。
于是随后,京城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单位为了响应号召,就拉开了大兴土木,建造职工楼的序幕。
实际上,从1982年开始,第一批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已经开始依次竣工,各单位也纷纷在内部开始了商品房销售的试点工作。
但非常可惜的是,这么好的福利性政策,响应者却寥寥无几。
哪怕国家给这些商品房规定死了略高于成本价的销售价格,还让各单位给予补贴,个人只需承担很少一部分。
可实际上,仍然没有几个人愿意掏钱,改善自己居住面积的。
道理很简单,这其中既有京城的老百姓们实在太穷,刚刚过了温饱线还没几年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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