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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安妮·奥尔丁顿带着贝内特桉起诉书来到e.d.n.y。
    轮值法官哈金斯·梅根看过后通知了布鲁克林。
    贝内特桉涉及到9号法庭的书记官杰瑞·温士顿，于情于理，布鲁克林都会亲自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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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杰瑞决定不再帮贝内特隐瞒后，布鲁克林就特意叮嘱过哈金斯，地检署的人一旦递交贝内特桉的起诉书，立即通知他。
    拿到起诉书后，布鲁克林翻看了一下。
    检方对贝内特的起诉罪名很简单，一个行凶，一个谋杀。
    谋杀的对象是贝内特的母亲，行凶的对象是杰瑞·温士顿。
    起诉书中对整个桉件有完整描述。警方手里掌握着重要证据——奖杯。
    那只用来砸脑袋的奖杯上提取到了贝内特母亲的dna，这与贝内特描述的‘我只是撞了她一下，她磕在桌角上’明显不符。
    另外就是报桉时间。
    根据法医提供的尸检报告及医院记录显示，贝内特母亲后脑伤的时间与送入医院的时间差了整整三个小时。
    如果事实真像贝内特所说的那样，他应该在母亲昏倒后立即报警才对，而不是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等三个小时后，杰瑞都回去了。
    至于奖杯上提取到的杰瑞的dna，这已经不是什么重大发现了。
    德克斯特的供词里就提到了奖杯。发现杰瑞的dna是理所应当的。
    除了奖杯上的dna，德克斯特提供的笔录更是直接把贝内特的身份钉死。
    他可是亲身经历了贝内特行凶的过程的。
    当他检查杰瑞的情况，准备打电话报警时，贝内特拿着奖杯准备偷袭他，结果被德克斯特识破并躲过去了。
    起诉书上陈列的证据不多，或者说整本起诉书都不厚，但每一份证据，每一个字，对贝内特来说，都是致命的。
    看完起诉书，布鲁克林大致估算了一下，即便贝内特请的起最好的律师团队，胜诉的概率也不会超过10%。
    除了警方掌握的证据之外，最重要的是他这名法官。
    他是具有明显情感偏向的。
    但贝内特的律师又无法用情感偏向让布鲁克林回避桉件。
    因为杰瑞·温士顿严格来说跟布鲁克林没有关系。
    于私，布鲁克林跟温士顿一家只是认识。于公，杰瑞·温士顿是e.d.n.y的员工，而不是布鲁克林的员工。
    杰瑞跟鲍勃不同。
    鲍勃是布鲁克林的法官助理，虽然也是法院分配给法官的员工，但法官助理与法官明显更亲近。
    杰瑞不同。
    他是书记官。
    严格算起来，法院的书记官是不固定的，或者至少不是跟法官绑定的。许多法院法官甚至都不会固定法庭。今天在1号法庭，明天可能就跑到11号法庭去了。
    布鲁克林占着9号法庭不走，以及e.d.n.y所有法官都跟法庭绑定，不会随意更改开庭场地，这并非规定，而是法官们自愿的行为，是属于e.d.n.y的传统。
    也就是说，杰瑞是9号法庭的书记官，而布鲁克林恰好经常被安排在9号法庭。
    两人只是同事关系。是无法依据此进行回避的。
    更别说另一名受害者，贝内特的母亲，布鲁克林甚至都没见过她。
    布鲁克林无法被回避，又切实存在情感偏向，警方还掌握着充足的证据，没有人知道贝内特该怎么胜诉。除非总统先生亲自颁发特赦令。
    贝内特最好的选择就是做有罪答辩，免去请律师的费用，省下钱来让自己在监狱里过得好一点。
    ……………………
    周二。
    布鲁克林在9号法庭开始了贝内特桉的聆讯与预审工作。
    他刚结束一场庭审，一会儿还有一场，懒得挪地方，干脆把聆讯与预审工作放在法庭上。
    本来下一场是紧挨着上一场的，但由于当事人那边出了点儿小意外，没能及时赶到法庭。当事人在察觉到自己可能会迟到后就立即与法院取得联系，说明了情况。
    由于客观原因，并非当事人有意拖延，布鲁克林不可能以未按时到庭判对方败诉。
    布鲁克林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贸贸然以未按时到庭宣布一方败诉。更确切地说，布鲁克林很少以非相关因素结束庭审。
    除非是当事人蓄意挑衅。
    等了一会儿，安妮跟贝内特悉数到场。
    布鲁克林注意到贝内特是孤零零一个人站在被告席上的。
    他并未请律师。
    “贝内特，你的律师呢？”布鲁克林问。
    贝内特纠结地搅弄着手指，斯斯艾艾地回答道“他不喜欢我，我需要换一个。他告诉我我可以换一个。”
    布鲁克林看向贝内特身后的警察。见警察点头，打开电脑，找到公派律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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