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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得慢点没关系，只要我们步履不停。

    看样子，今天是有朝霞的，可惜了。

    好耶，恢复自由进出了，但已临近期末，真的还有心思出去吗？

    现在刷boss会掉落四星圣遗物了。OK，菲谢尔，雷系，弓箭，攻略上也挺推荐的，那么丽莎大姐姐可以退休了，不过我现在的资源很匮乏啊。

    韩玉婷要出去做志愿，所以拜托我帮她去听讲座，行吧行吧，正好我也不想待寝室里，而且帮漂亮女孩子的忙，我还是很乐意的。感觉我有去当舔狗的资质。

    吃那么多棒棒糖，感觉舌头上都沾了一层糖。

    给李宏伟买了个零食大礼包，给陈祝买了个海藻球生态瓶，西藏光是运费就有80啊。

    真想签个名就溜，但溜不了啊，还要清点人头的，无奈又乖乖回去了。

    大多数人的困境可以概括为：有心仪工作的城市房价太高，而房价合适的城市没有心仪的工作，梦想买不起，故乡回不去。很多问题都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关。中国特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度，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变成了启动城市化的巨大资本，但也让地方财源高度依赖土地价值，依赖房地产和房价，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投资，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城市化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核心：人。土地的资本化，实质是个人收入的资本化，支撑地价和房价的，是人的收入。

    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很多重大经济现象的分水岭，也是城市化模式的分水岭。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大潮开始形成，以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为主要推手的城市化模式的关键是房价，城市化的矛盾焦点也是房价。房价短期内受很多因素影响，但中长期主要由供求决定，房屋供需与人口结构密切相关，年轻人是买房主力。年轻人大都流入经济发达地区，但这些城市的土地供应又受政策限制，因此房屋供需矛盾突出，房价居高不下。随着收入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人们高价竞争城市住房，这种需求压力是否会推升房价，取决于房屋和住宅用地供给是否灵活，若政策严重限制了供给，房价上涨就快。地区房价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供需失衡，土地流向与人口流向背道而驰，地区间房价差距越拉越大，但土地倾斜政策并不能改变人口流向，人还是不断向东部沿海和大城市集聚，建设指标不能在全国交易，土地使用效率很难提高。居民债务主要来自买房，房价越高，按揭就越高，债务负担也就越重，各国房价上涨都是国内供不应求，一来城市化过程中住房需求不断增加，二来土地和银行按揭的供给都受政治国策影响。危机前房价越高的地区，危机中消费下降越多，经济衰退也越严重，失业率越高。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有限，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经济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我国房价急速上涨，按揭总量越来越大，居民债务负担大幅上升，居民债务占GDP比重过半，住房贷款占居民债务比重过半。城镇居民的主要负债是房贷，主要财产是房子，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总体来看，我国国民的债务负担不低，且仍在快速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房价上涨，居民债务的攀升已经影响到了消费。房价上涨也拉大了同城之内的不平等，房价高的城市房屋空置率往往也高，一边很多人买不起房，一边很多房子空置。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这一现象被称为“消费下渗”，依靠举债的消费无法持续，钱都被花掉了，没有形成未来更高的收入，债务负担只会越来越重，居民债务居高不下，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像美国那样由房价下跌引发大量按揭违约，并触发衍生品连锁雪崩，再通过金融市场扩散至全球的危机，在我国不大可能会出现。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

    过去40年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扩大，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这都与人口流动受限有关，若人口不能自由流动，被限制在农村或经济落后地区，那么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拉大，地区与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也会拉大。目前我国人口流动仍然受限，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推动的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模式是重要因素之一。重土地轻人，民生支出不足，相关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不利于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真正安家落户，不利于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中谋求更好的发展。要想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关键是要平衡人均差距而不是规模差距，理想的状况是达到地区间人均意义上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均衡，关键是让劳动力自由流动，人的收入不仅受限于效率和技能，也受限于所处环境，而正是那些看上去低技能的服务业工作，支撑着大城市的繁华，也支撑着所谓“高端人才”的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城市只想要高技能人才，结果多半会事与愿违：服务价格会越来越高，收入会被生活成本侵蚀，各种不便利也会让生活质量下降，“高端人才”最终也可能不得不离开。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密度上升，不仅能提高本地分工程度和生产率，也能促进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分工，各地区发展符合自身优势的经济模式，互通有无，整体效率和收入都会提高。假如用地指标可以跟着人口流动，人口流出地的用地指标减少，人口流入地的指标增多，就可能缓解土地供需矛盾，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要让建设用地指标流动起来，首先是让农村集体用地参与流转。城市化的核心不应该是土地，应该是人，要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衡，缩小贫富差距，关键也在人，要真正帮助低收入群体，就要增加他们的流动性和选择权，帮他们离开穷地方，去往能为他的劳动提供更高报酬的地方，让他的人力资本更有价值，同时也要允许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流动，这些土地资产才会变的更有价值。要让市场力量在各类要素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让资源更加自由流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我国十几亿人在40年间摆脱了贫困，大大缩小了全世界70亿人之间的不平等。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虽然收入差距在拉大，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在快速上升，社会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那么高。在经济增长减速时，社会对不平等的容忍度会减弱，贫富差距更容易触发社会矛盾。累积的贫富差距一般远大于每年的收入差距，因为有财富的人往往更容易积累财富，资产回报更高，可选择的投资方式以及应对风险的手段也更多。当经济增速放缓，新创造的机会变少之后，年轻人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而其父母的财富优势也变得更加重要。收入差距不可能完全消除，但社会也无法承担过大的差距所带来的剧烈冲突，因此必须把不平等控制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影响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增速，因为经济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收入，另一个影响不平等容忍度的因素是人群的相似性，家庭概念也会影响不平等的容忍度。

    我国的城市化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第二阶段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土地的城市化速度远远快于人的城市化的速度，土地撬动的资金支撑了大规模城市建设，但并没有为大多数城市新移民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第三阶段是党的十八大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城市化与工业化互相作用。这三个阶段背后的共同动力之一就是工业化。

    天啦，我都把这一章的重要内容整理完了，讲座还没结束。老教授是真的催眠啊，他发言的那十多分钟，我就只翻了四页书。有人直接靠椅子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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