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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熟悉的日本军医，而是几个穿着完全不同制服的身材高大的白人军官，以及几名神情激动却又强自镇定的当地医生。
其中一名军官走到他的床前，看了看挂在他床尾、写满日文的病歷牌，然后用口音很重但充满力量的马来语，对着虚弱不堪的陈盛，清晰地说道：
“战争结束了。”
“日本，投降了。”
“你们自由了。”
这几句话，像一道强烈的闪电，劈开了陈盛被病痛和药物禁锢了太久的大脑。
日本投降了？自由了？
他怔怔地看着说话的人，眼球干涩地转动了一下。没有狂喜，没有泪水，甚至没有立刻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这个消息过于巨大，过于突然，他那被肺结核和长期囚禁折磨得近乎枯竭的精神，一时之间根本无法承载。
他只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任由那几个字在空荡的脑海裏反复回响。
过了许久，许久，直到那些盟军军官已经检查到下一个病房，一滴浑浊的眼泪，才从他深陷的眼角缓缓滑落，渗入早已被汗水与病痛浸透的枕头。
这不是喜悦的泪水，而是一种巨大的迟来的释然，以及一种更深沉的对于被偷走的时间和残破躯体的悲恸。
他还活着。
战争结束了。
但他也几乎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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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 槟城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