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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看热闹看得高兴的男士们尴尬起来。

    第62章 战斗结果

    不管读到报纸的男士们是何种心情,借着这个机会，计划进入第二个阶段。

    自上回带起话题就隐匿起来的胥载先生又重新投出一篇文章，大张旗鼓地“点评”中国自古以来的各色妻子形象。

    他的这篇杂文连载了三天,民众们也在这三天加强了对现代婚姻的各项讨论。

    某报社于此时走上街头,采访男士们对于未来妻子的幻想。

    “喜欢温柔顾家的妻子。”

    “喜欢体贴会疼人的妻子。”

    “喜欢做饭好吃的妻子。”

    最初，大家的要求还算正常。后来,当更多的人加入讨论,大家又都认为还是读了书的妻子会好一些。

    有些人甚至假借例子，摆出事实来证明此观点有多先进：“不然一

    些社会名流为什么会喜欢娶女学生做妻子呢？”

    是啊,那些喜欢发表冠冕堂皇声明的文人们,可一个个都是在离开封建包办婚姻后,选择了和女学生结婚。

    或许是从中开悟，各色各样的言论在某一天变得统一,男士们都开始改变口风,赞同“女学生是最适合最妻子”的这种观点。

    换言之：要娶,最好娶一个有文化的贤惠妻子。

    有人在不经意间提到：

    “送女孩子们去读寻常大学,还不如送她们去读专门培养妻子的大学，反正她们学寻常知识也没多大用处。沪市好像就有一所日本人创办的女校，名字叫藤原高中的,我看那所学校就就很好嘛。”

    藤原高中的课程便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完全展现在公众面前——完全是校方听到被很多人的额外关注后,主动发出来的，其目的便是为了今年下半年能招收更多的学生。

    端看藤原高中的课程表,学生们的主要文化课是学习一些《女德》《女诫》的古籍,更多的实践实操课是一些烹饪厨艺、针织缝纫,亲手育儿、服侍丈夫、照顾公婆之类的技能，甚至细分到展示学员每个月每个学期能学到什么东西。

    男士们仅仅只是观看课程内容表，便开始幻想拥有这样的一位妻子的生活。

    “既能上得厅堂,又能下得厨房，娶这样的老婆才不枉来人世间做一回男人！”

    看到众人沉浸，藤原高中的招生部仿佛也看到了美好的未来，于是更加不留余力地宣传本校，到处投放广告，哪怕是孙乐和创建的《江东杂谈》之类的小报，都收到了藤原女校的广告委托。

    知名女星周黛黛更是受邀给藤原女校拍摄了一组宣传画报。

    在藤原女校的名声遍布整个江浙地区，俨然要成为“中国贤妻”的代名词时，报纸上却又开始出现一类仿自诉文章。

    《拥有一位“贤妻”学校毕业的姐姐是种什么体验》

    《娶了藤原高校的女学生后，我的生活变成了这样》

    《我与“贤妻”的二三事》

    ……

    这类文章仅仅只是标题便吸引到了许多人，可当读者们看完整个故事时，记在心里的却只有一个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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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哇叽文学网提供的《文薰的民国日常》 60-65(第4/16页)

    姐姐顶着“贤妻”的名字毕业，结婚，婚后却还是被丈夫活活打死。

    妻子是一见钟情的意中人，可婚后丈夫却发现她被学校教育得失去了思想，她仿佛是一只木偶，自甘堕落为整个家庭的女佣。

    我是新社会的男人，新社会的父亲，我开明地希望我的女儿能拥有更好的未来，可是我那位贤妻却要亲手折断女儿的翅膀，让她成为另一位贤妻……

    此类故事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吓人，看到最后，整个社会甚至都恐慌起来：

    现代婚姻怎么了？难道女人结了婚，就代表着失去灵魂吗？我们不是刚开始走上进步之途吗？这世上还有幸福可言吗？

    有人说，这些故事都是瞎编的，是报社为了订阅率登出来吸人眼球的。不等这种说法传播，一直在等着合适机会的钟宝瑶迅速发表了“廖柔惠”的故事。

    除了柔惠的亲身经历，紧随其后还有一整篇廖柔惠丈夫的专访。该采访以第一视角，详细讲述了丈夫眼中与柔惠的这段婚姻。大段大段的文字报道旁，还有简洁的，经当事人允许后刊登在旁的结婚照。

    多么般配的金童玉女。

    可现实不是童话故事，也非才子佳人，而是真实的落地的生活。

    真实往往是不好看的，更别说描述故事的记者的本意是为了揭露。采访面世后，在读者们的高度信任下，几乎是整个社会都陷入了“心疼柔惠，批判丈夫”的风波中。

    还不待民众们的心脏得到休息，更多报社开始放出更多藤原高中毕业生的现实生活案例。

    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来，连总统府内都有所耳闻。

    为了安抚民心，总统夫人不得不主动为此事发声：“我认为，婚姻的幸福在于互相尊重……”

    因受恶劣事件影响，许多的民众在接受这类婚姻关系采访时都要骂几句表达力量，同时也要严肃声明，自己想要结婚组建家庭是为了追求幸福，绝不是想要控制妻子。

    金陵政府考虑到如今的情形，不得不重新重视是否要设立“婚内暴力罪”，且根据个体情节加重量刑。

    当全社会的关注拉到最大时，由胥载先生创办的《时语》周刊上，刊登了他在此事中发表的第三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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