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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真的很好”，而把原本如同彩虹一般的人生搞的一地鸡毛的人，作为老板、领导、前辈，他有规劝的义务。
    但各自的人生毕竟是各自的选择，越俎代庖只会招致绵延一生的怨恨，而对于各自选择的或好或坏的结果，也只能各自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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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对比，他突然又觉得宋佚顺眼多了，笨虽说笨了点，但是听话。
    徐容眼瞅着整个剧组一声不吭，站起了身，道：“不要灰心，整体上来说还是不错的，你们接着排吧，等这个戏排出来，我相信必然能够今年最出彩的戏之一。”
    “咣。”
    随着徐容和冯远正的离去，剧场的大门发出了一声若有若无的轻响。
    “人又不是面团，一下提出来那么多问题，怎么改？”
    “就是，说的我都不会演了，从头到尾都没一句话好话，还什么‘因为你们都是艺术家，出了咱们的院门，是要被同行称作老师的’，骂人就骂人，还非要在骂人之前说一句‘我都是为你好’，不纯纯恶心人嘛！”
    徐容和冯远正前脚刚离开，后脚剧场内突然一唱一和地响起了两句阴阳怪气。
    李六一眉头微皱，徐容虽然没在，可是张晓斐、宋佚和袁雨都跟他关系匪浅，当着仨人的面说这种话不是找死吗？
    只不过当他确认了声音的来源，只能无奈地笑了笑，阴阳怪气的不是别人。
    阴阳的是张晓斐，怪气的是宋佚。
    可是乍然，他突然意识到，绝不能因为张晓斐、宋佚与徐容关系亲近，就放任她们对徐容的质疑。
    他想起了前几天的艺委会上，蓝田野老爷子讲的一件旧事。
    1995年金秋，赵起扬预感自身时日无多，于是决定写一篇纪念焦菊隐的文章，在和他人聊起焦菊隐的过程中，曾多次感叹：“我们过去对于焦先生关心太不够了，对于焦先生的学术价值和对戏剧的贡献估计得太不足了。”
    焦菊隐是人艺的灵魂人物之一，但实质上自63年左右，他已经发不出声音，其著作也在动荡之年被损毁殆尽。
    蓝田野老师讲赵起扬对焦菊隐的评价，并非为了单纯的缅怀，而是鉴往知来，提醒大家要重视大师的学术成果、重视大师的眼光和评价，而不能仅仅因为对方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就把他当成和自身一样的需要吃饭、睡觉、上厕所的普通人。
    大师在的地方才能称为殿堂，没有了大师的殿堂，再富丽堂皇的房子也只是房子。
    人艺建院60周年，仍能把持国内文艺团体的龙头地位，原因无他，大师的余泽尚未完全耗尽。
    张晓斐和宋佚的抱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在场大多数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如果没人纠正、阻止，会给其他人一种“她们的抱怨是正确的”的错觉，进而在执行徐容的要求时大打折扣。
    批评总是刺耳，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就像当初排《明朗的天》、《虎符》时，焦菊隐因为对剧组成员要求太过苛刻、批评过于尖锐，导致剧组甚至到了集体罢工的地步。
    但事实证明，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是因为在他们擅长的领域，他们即使做不到总是正确，但也相差不多。
    千里之堤，往往毁于蚁穴。
    “铃铃铃。”
    李六一伸手按响了手边的铃铛，严肃地看向张晓斐以及宋佚，问道：“你们既然有意见，刚才徐院当面为什么不反驳？”
    小张同学和宋佚面面相觑，她们就是小小的抱怨一下，李导怎么还上纲上线了？
    李六一从她们的表情当中猜到了她们的想法，道：“我知道大家可能觉得我小题大做，我维护徐院，并非因为他是领导，他分管演员队和舞美，也管不到我头上，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徐院亲自指导你们排戏的机会有多难得？”
    瞅着宋佚和张晓斐大眼瞪小眼，李六一又意识到，对于她们俩而言，这个机会似乎一点也不难得，于是道：“对你们而言，也许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机会，但是你们知道我们已经接到了国内多少院校发来的对徐院的邀请吗？你们知道有多少人愿意花上百万请徐院去授课吗？”
    丁志成看着李六一苦口婆心的模样，接过了话茬：“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尊重我们自己的大师，又怎么能指望别人尊重他？”
    “是啊，当着别人的面，没有缘由的议论自己的老师，是不对的。”卢芳也以一个前辈的口味叮嘱道。
    宋佚完全没想到一句抱怨竟然惹来了这么多人的批评，忙解释道：“我们，我们开玩笑的。”
    “以后再也不会了。”得益于亲妈的教导，小张同学对于道歉的核心要点总是能够把握的十分精准。
    而此时，和徐容在走廊当中并肩走着的冯远正道：“徐院，我越想越认为‘共同创造’这一理念十分具有普适性，你要是有时间，不如亲自导一台戏，作为你学术成果的集大成之作。”
    徐容笑着跟冯远正对视了一眼，冯远正是个通人。
    这个理念，他其实只算半个创造者。
    动荡之年开启伊始，焦菊隐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应声而倒，后罹患肺癌，而且发现时就已经扩散至全身，医生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并未告诉他实情。
    但因焦菊隐过于博学，从病床栏杆上的拉丁文卡片中得知了自己的病情。
    当他见到从大西北赶回看望的大女儿，道：“我过去十年写了几百万字，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著作都写得多，可惜全是交待自己罪行的材料。现在我的日子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但还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我要争取把自己多年探索实践的收获，比较系统地整理出来交给后人，我现在是生命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什么顾虑也不会再有了，这可要为难你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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