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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1章 雄文出炉

    莱昂纳尔并没有立刻答应阿尔贝，因为这种舞会不同于之前的化装舞会，带有强烈的站队意味。

    尤其是罗昂伯爵即将担任副部长的「公共教育与美术部」，实际上就是法国的「文化部」+「教育部」。

    参加他舞会的文人丶艺术家，即使不被认为是「他的人」，但也会披上鲜明的阵营色彩。

    在没有搞清楚其中的利弊之前，莱昂纳尔肯定不会贸然参加。

    阿尔贝却并没有着急，莱昂纳尔的反应才是正常的——作为整个巴黎今年最耀眼的文学明星，矜持是一种必要的风度。

    不过他给莱昂纳尔留下了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饵食：

    「费里部长正在筹备改革现有的公共教育体系，今后法国将会普及免费的小学教育，并且编撰统一的法语丶算术丶历史等教材。

    我父亲恰好会担任法语教材的编辑委员会主席……他盛赞过你的《我的叔叔于勒》，认为是最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小说，教会他们同情与怜悯……」

    如果莱昂纳尔说自己对此不感兴趣，那肯定是违心之论。

    法国之前的公共教育一直被各地的教会所垄断，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法语教材。

    如果《我的叔叔于勒》能入选，那麽意味着莱昂纳尔将会成为一代，甚至几代法国人的共同记忆。

    这对于任何作家来说，都是难以抵抗的诱惑。

    从星期天福楼拜先生的沙龙，到今天《费加罗报》的批判，再到现在罗昂伯爵通过自己儿子发出的邀请，莱昂纳尔终于感受到这个时代「成名」的真切滋味。

    不仅是越来越丰厚的稿费，伴随着还有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

    无论是文坛还是政界，似乎都有眼睛在盯着自己，看自己的屁股坐到哪张椅子上去。

    偏偏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搞艺术，无论是文学丶绘画丶戏剧还是音乐，都无法真正「逍遥」，必然要有所取舍。

    你是作家，这时的每个报社丶每个出版社的老板，都有自己鲜明的血统丶出身和政治派别。

    你是剧作家或者画家，那麽无论是巴黎歌剧院丶法兰西喜剧院，还是罗浮宫丶巴黎沙龙展，几乎全部依赖国家补贴与官方许可。

    保皇派的沙龙里，聚集着贵族丶教会人士与学院派大师；

    共和派沙龙里则是记者丶议员丶世俗派作家和印象派画家。

    莱昂纳尔之前还可以凭藉索邦学生的身份，尽量回避这样的站队。

    但是当他的「第一个」长篇问世的时候，所有人都想看清楚他身上的光谱。

    《费加罗报》上的批评，就是一个尖锐的信号。

    而莱昂纳尔，也不准备回避了。

    回到家里，他就拿出稿纸，开始撰写对儒勒·克拉雷蒂的反驳文章。

    在这个没有电视丶收音机，一切信息都靠文字传播的年代，唯有这种方式才能最有效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莱昂纳尔仔细回忆着上一世那个最擅长与人辩驳的年轻人的「战绩」，揣摩如果是他会如何写这篇文字……

    不多时，莱昂纳尔就抽出墨瓶里的鹅毛笔，沥去多馀的墨水，写下了这篇文章——

    【致《费加罗报》主笔克拉雷蒂先生

    ——并答《当心！文学怪胎秀正在巴黎上演》一文

    儒勒·克拉雷蒂先生：

    您把本雅明·布冬称作「马戏团的怪胎」，语气锋利如刀。然而，请您原谅一个年轻作者的执拗——我必须向您道谢，因为您无意之间，替我把这部小说最动人的钥匙交到了读者手中。

    是的，本雅明·布冬就是一个「怪胎」，他生来便披着八十岁的皱纹与斑白的胎发闯进人世。

    您以为这是对人伦的冒犯，我却要说，正因他是怪胎，才比任何循规蹈矩的婴孩更能照见我们所谓的「常态」之下的深渊。

    在这块被不测的命运反覆锻打过的土地上，怪胎的啼哭比圣婴的啼哭更能震撼我们的良知。

    ……

    巴黎医学院的标本室里，有无数未长成的「怪胎」：脊骨分裂的丶心脏外露的丶颅骨塌陷的。凝视他们时，每个人都会屏住呼吸——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敬畏——原来自然在创造生命时，也会失手。

    然而，正是这些失手，让年轻的医学生第一次看清，所谓「正常」不过是无数差错中恰好被保存下来的一种。倘若没有这些标本，我们或许终其一生都会把生命视作理所当然，把「应当如此」当「必然如此」。

    「生而苍老」的本雅明·布冬，替我们省略了走向衰老的漫长程序，把「向死而生」的残酷在出生的一瞬间推至眼前。您称他「怪胎」，却忘了所有人类最终都会成为这样的怪胎，只是大多数人是被岁月缓缓揉皱，而他不过被命运提早体验了。

    ……

    至于马戏团——您是否想过，巴黎的冬日里，那些临时搭起的帆布棚子何以总围着密密匝匝的穷人。他们付两苏，不只是为了看侏儒或巨人，更是为了在惊骇与怜悯之间重新确认自己的「完整」。

    只是有人以嘲笑掩饰，有人以硬币赎买，有人悄悄落泪。嘲笑者看见了自己的冷酷，落泪者看见了自己的慈悲——就像文学原本就该让麻木者惊醒，让骄矜者低头，让温柔者微笑。

    ……

    法兰西自巴士底狱倒塌那日起，便惯于在废墟上审问自身。我们的父辈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又在皇帝的鹰旗下重新下跪；他们曾把圣像扔进塞纳河，又在圣母院的回声中痛哭。

    如此反覆，岂不正是一场长达九十载的怪胎秀？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段畸形历史诞下的怪胎，带着旧制度的胎记与革命的伤疤，却还要在第三共和国的晨曦里佯装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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