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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测建模’。”
底下有学生低头抹眼泪。
“昨天晚上,我收到了一条匿名短信,告诉我妹妹在特殊辅导班每天要背诵一百遍‘我很幸福’。她才十四岁。而今天早上,校长通知我,我的教师资格审查将提前启动,原因是我‘近期言论存在诱发学生负面情绪倾向’。”
她从包里拿出一枚银色头环,轻轻放在讲台上。
“这是我上周偷偷保留的监考设备。我已经把它交给了一位朋友,里面存着你们考试时的真实脑电数据。包括那个撕掉作文草稿的女孩,那个盯着天花板发呆的男生,还有……苏晓。”
苏晓抬起头,马尾辫微微晃动。
“我知道你在做什么。”李老师看着她,“我也知道你害怕。但请记住,最勇敢的事,不是成为状元,而是不让这个世界把你变成一台只会答题的机器。”
下课铃响。
全班无人起身。
直到苏晓站起来,走到讲台前,把自己的头环也放了上去。
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二十分钟后,四十三枚头环整齐排列在讲台上,像一座沉默的纪念碑。
当天中午,全国十七个城市爆发学生集会。他们不去游行,只做一件事:围坐在倾诉舱周围,轮流进去说一句话,再走出来。
有人说:“我讨厌被比较。”
有人说:“我想做个废物。”
有人说:“爸爸,其实那次我没偷钱,我只是想让你多看我一眼。”
每一句话都被火种台收录,每一段音频都附带GPS定位和时间戳,形成一张不断扩大的“真实地图”。
傍晚,陈拾安收到阿岩的消息:“查到了!另一位训练师还活着??王素芬,原‘晨曦计划’情感引导组组长,三年前调任边疆支教,现任职于西北戈壁滩的绿洲小学。”
他立刻启程。
飞机不能坐??他的身份已被列入“教育安全观察名单”,高铁站人脸识别系统会自动报警。他选择搭乘夜间货运列车,藏身于运煤车厢之间。寒风刺骨,他抱着保温壶,里面泡着李老师托人送来的枸杞茶。
途中,手机最后一次信号连接时,火种台更新了节目单。
第二期主题:**“长大后,我不想成为你们定义的好人。”**
第一条留言来自X-14:
> 我爸说我情绪不稳定,是因为我不肯喊他“领导”。在家里,他不开口,全家就不能吃饭。有一次我问了一句“菜凉了怎么办”,他打了我一耳光,说:“你不配拥有疑问。”
> 可我在倾诉舱说了这些后,第二天放学路上,有个陌生人递给我一颗糖,说:“你也记得吗?”
> 我哭了。原来我不是疯子。
第二条是苏晓的声音:
> 他们以为屏蔽器只是为了躲监测。其实不是。我是想让我的大脑,只属于自己一次。哪怕只有四十分钟,我也要凭着自己的感觉写完那篇作文。
> 题目是《我的理想》,我没写“科学家”“医生”,我写了:“我想保护一个人,不让她因为我真实的想法而受伤。”
> 监考老师收卷时看了很久,最后盖了个“待审”章。
> 但我无所谓了。我已经说出来了。
陈拾安关掉手机,靠在冰冷的铁皮上闭目养神。
他梦见自己站在考场中央,所有考生都摘下了头环,脸上浮现出久违的茫然与释然。试卷飘在空中,文字一个个脱落,化作灰烬。远处,山桃树开花,花瓣落进每一只倾诉舱的麦克风里,发出沙沙声响,像是春天在低声诉说。
三天后,黄昏。
戈壁滩上的绿洲小学只剩三间教室,屋顶铺着太阳能板。孩子们穿着旧校服,在沙地上画数学题。王素芬四十出头,短发斑白,见到陈拾安时没有惊讶,只递给他一碗热汤。
“我知道你会来。”她说,“昨晚我梦见十一号在哭,他说对不起没能把钥匙交出去。”
陈拾安取出U盘碎片和训练师遗物。
她摸了摸那块烙印,泪水滑下:“我们当年签过誓约:若计划异化为控制工具,幸存者将以‘三声钟响’唤醒备份协议。”
“哪三声?”
“第一声,是孩子第一次说‘不’的声音;第二声,是老师拒绝篡改教案的那一刻;第三声……”她望向远方,“是普通人决定不再假装幸福的瞬间。”
她拿出一块老旧的掌机,插入U盘,输入两段生物密钥后,屏幕闪出最后一行提示:
> **等待第三位密钥持有者确认。**
就在此时,窗外传来清脆的铃声。
一个小女孩跑进来:“王老师!城里来的评估组走了!他们说我们学校不合格,因为没有安装心理监测系统!”
王素芬笑了。
她按下掌机上的红色按钮,轻声说:“第三声,到了。”
数据包瞬间解封。
里面不仅有“心理监测头环”的全部源代码,还包括近三年来全国学生情绪采集的原始数据库、AI评分模型的偏见权重表、以及一份长达两千页的《人格重塑操作手册》??详细记载了如何通过日常课程、作业反馈、甚至食堂菜单,潜移默化地削弱批判性思维,强化服从倾向。
陈拾安连夜将资料打包,通过卫星链路传往火种台、国际媒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紧急伦理委员会。
他知道,这一击无法摧毁系统,但足以让它再也无法假装正义。
一个月后,教育部宣布暂停“云评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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