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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府收取的丁银并不上交朝廷，而是留在地方上，最后其实就是进了官员们的口袋。
    
    摊丁入亩以后，赋役合并折银，所有税银自然要按比例送交朝廷，剩余部分才是地方上的。
    
    地方需要银子，那就向朝廷伸手，朝廷也好控制地方，不失为一个妙招。
    
    其实到了后世，所谓的税改也就是对税收分配的博弈，中央和地方的博弈，争夺税收的分配权。
    
    张居正的经济之道，其要点就在于土地。
    
    此时全国土地兼并和欺瞒官府的现象十分严重，丁口逃亡，户籍不清，地方的赋役负担极度失衡，导致“国匮民穷”，收益的只有地方士绅和官员。
    
    对此，张居正就产生了在全国重新丈量田亩，清查偷漏的田产的打算，同时还要追缴积年欠税。
    
    实际上，考成法本身目的之一也是追缴积年欠税，朝廷太穷了。
    
    魏广德利用铸钱，为朝廷增利，他也不得不想出让朝廷收入大增的法子，否则可不就被魏广德比下去了。
    
    可他要是清丈田亩，那就不得不面对黄册户籍问题。
    
    天下到底有多少户，有多少人口，又都分布在哪儿。
    
    可以说，清丈田亩和清查户籍都是非常消耗官府精力的一件事儿，可不能轻易进行。
    
    而这两点，又称为推行一条鞭法最大的阻碍。
    
    田亩和户籍不清，一条鞭法就达不到目的，因为此法目的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
    
    明朝的黄册和鱼鳞册，分别记载全国户籍和田亩情况，是朝廷征收赋役的依据。
    
    魏广德和吕调阳静静听完张居正的想法，都有些犹豫不定。
    
    问题，他们当然知道，可是黄册和鱼鳞册都要进行更新，这耗费的人力物力可就不是简简单单动动嘴皮子的事儿。
    
    但就是黄册，按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每十年重编一次，每次编制无不是要对地方官府进行动员，还要动员南北国子监上千监生参与其中。
    
    也是因为太过麻烦，所以到了中期，黄册就逐渐成了过场，许多地方都是直接抄前一次的黄册，只是把其中登记的个人每人加十岁。
    
    为此，当初杭州还闹过一个笑话，那就是杭州一地出现上百个百岁老人。
    
    但实际上，这些人许多早就不在了，只是编制官员图省事儿，直接照抄了事。
    
    清查田亩，找出隐田有利于分摊赋役，是“均平”，可如果连带人口也清查的话，那工作量可就大了。
    
    但是人口涉及丁银，难道就不查了？
    
    要知道，朝廷试行一条鞭法的口号就是“均平赋役，苏解民困”，查的不仅是赋，还有役。
    
    “有一事，善贷可能还不知道，我也是昨日才忽然想起，觉得其中或许真有怪异之处。”
    
    张居正又说道，“这还是隆庆五年南京报上来的事儿，那时候善贷还在老家丁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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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在张居正口中，南直隶一桩陈年旧事就被翻了出来，在内阁里说起。
    
    “此事源自嘉靖十四年，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人程鹏、王相发现歙县单独给税“人丁丝绢”，共计银6146两，而徽州府下其余五县不用给。
    
    他们发现其中不妥之处，并多次将这个情况上报给徽州府，甚至越级上报应天巡抚和应天巡按。因巡抚和巡按很快调离，而具体负责官吏是其余五县人，此事一直拖延，直到二人去世，此事就不了了之。
    
    隆庆三年，隶属于徽州府境内新安卫的军户帅嘉谟查到“人丁丝绢”让歙县单独承担，并通过徽州府志里记载验证了自己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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