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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笼络手底下的锦衣卫了。
    现在这个时节光靠“权力”笼络手下，那就是纯纯大傻逼。
    因为崇祯都没得什么权力了，依附他而生从厂卫能剩下多少权力？
    那就只能靠银子维持一部分手底下的忠诚，然后再利用这部分人压制更多的人听他的话，以此来维护统治。
    待到明末便有“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的评语，以此来洗白士大夫们。
    建都于中国北部的王朝，一旦遭到勐烈的外来打击，只要这打击不是毁灭性的，一般而言，君臣都会采取逃向南方重建偏安政权的策略。
    最着名的例子，比如北宋为金军所灭，康王赵构南渡，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南宋，使得宋室江山又得以延长一百多年。
    明成祖朱棣在将明帝国的首都由南京迁往北京时，仍然在南京保留了一套完整的政府机构。
    五府、六部和各院、寺、科、司，甚至太监的各个衙门，南京都一应俱全。
    各部门的长官和属员在级别上也和北京的相应部门的长官和属员相同，只是没有实权。
    此外，南京还有一些独立于北京的要职，如兵部的守备、参赞机务，户部的总督粮储，六科中的户科给事中专职管理后湖黄册等。
    当北京的中央政府危若累卵时，南京保持着一整套政府班子，差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高高在上的皇帝。
    只要皇帝愿意从北京“出狩南京”，南京就可以立即成为大明帝国的新首都和新心脏。
    大明帝国就会照例统治不曾发生过大动乱的南方广大地区，并以此为根据地收复失地。
    但现在南京被贺今朝所占据，南方广大地区正在被锤匪吞并，直接断绝了崇祯南狩的道路，也就断绝了许多大臣的心中设想。
    他们也不用向先前一样担负丢点京师口实，然后到了南京被皇帝下令背锅的连待责任。
    就在崇祯自怨自艾的时候，熊开元进了宫，在崇祯面前暗讽首辅不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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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励精图治数年，可天下一天比一天乱，原因在于庸人占据了高位，并且相继为奸，致使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直至今日仍未衰止。
    他又批评首辅偏袒私人，以致督抚失地丧师。
    有了熊开元的奏报，崇祯便下令把该有人的都招进宫中来对峙。
    因为吴国俊进京的缘故，先前许多摸鱼不上班的大明官员纷纷上班了。
    毕竟连官位都没有了，那些士卒极大可能会去抄你的家给他们自己发军饷。
    至少有大明官衣披在身上，会让他们忌惮一二。
    周延儒到场之后，他很痛快的承认自己确实是徇私了，但绝不承认受贿。
    崇祯便询问有没有实证，可熊开元支支吾吾，不敢公开diss周延儒，最后，周延儒故示大度，请崇祯下旨命熊开元补写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
    可是，熊开元呈上的书面报告依然是泛泛而谈，并没有陈述对周延儒不利的实据。
    原来，这位首辅虽然表面大度，实际上非常担心熊开元的证词对己不利，于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不断的劝熊开元慎重行事。
    因为周延儒提拔的人大多是“贤人”，如果首辅下台，则贤人将尽数被逐。
    熊开元被说服。
    因此，他的报告只是复述一遍面圣时说过的话。
    这相当于承认自己对周延儒的指控并无实据，实属诽谤。
    当时的情况是，外敌压境，朝野恐慌，崇祯正要倚仗他十分信任的首辅团结朝廷上下文武大臣，一致对外，怎料熊开元却不顾
    大局、“诬陷”首辅，以致朝野上下自乱阵脚。
    因此，崇祯见到熊开元的报告后大怒，立即命锦衣卫将熊开元打入诏狱。
    崇祯将熊开元的桉子交给锦衣卫掌事者骆养性。
    骆养性是熊开元的同乡，对首辅周延儒一向不满，因为周延儒要求罢免东厂、锦衣卫缉事。
    他在次日即呈上狱词。
    但崇祯对这份狱词不太满意，认为熊开元诬陷首辅，是要让皇帝成为孤家寡人，以方便他办事，这个桉件必定有主使者。
    骆养性没有对他用刑，实在是渎职，希望他严加拷问，查明真相。
    可是，严刑逼供之下，熊开元非但没有招出主使者，反将周延儒的隐私全部抖搂出来，被骆养性送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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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个时节，皇帝想要看什么情报以及状子，都不是他能决定的了。
    周延儒贿赂太监想要得知熊开元的壮词，结果发现全都是他的隐私。
    为了避嫌，他主动向崇祯提出自己愿意带兵出京御敌。
    周延儒充分分析过形势，清军志在把掠到的人财物送回辽东，必然无心恋战。
    只要把清军送出长城，就可以坐得保卫京师的大功。
    这便是重耳在外而生，申生在内而亡。
    而且洪承畴手中还有许多人马，自己完全可以加以利用，让皇帝认为他是无法离开自己的。
    首辅的位置便算是坐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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