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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之后六年,匈奴大入边。
乃以宗正刘礼为将军,军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军棘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以备胡。
上自劳军。
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
大明京城文华殿上,魏广德和万历小皇帝相向而坐,小皇帝面前翻开这书本,魏广德正在按照张居正编撰的《帝鉴图说》讲今日的课程。
而现在正在说的这段,就是汉文帝劳军细柳营。
张居正毕竟是军籍,所以并不会入其他文官那样,把军事看做是粗鄙武夫才做的事儿,所以一些古达军事典故也编入书中,用来教导万历小皇帝。
应该承认,万历三大征的胜利,和张居正对他的教育是分不开的,那就是一旦确认战事不可避免,那就要竭尽全力去取得胜利,哪怕投入再大。
只要获得胜利,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
“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
天子为动,改容式车。
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
成礼而去。”
魏广德还在那里抑扬顿挫背诵着《史记》中的这一段,而朱翊钧面前的书上,也正是摘录的这部分。
讲书,肯定要先把书完整的读一遍,毕竟古代学习讲究的是“识文”和“断字”,没有老师讲,怎么断学生还真不好判断。
毕竟这年头,大明还也没有标点符号。
后世国人熟悉的标点符号,起源于西方,1919年,胡适等人提出了《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并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一次大会上决议通过。
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这标志着中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的诞生。
此后,新式标点符号逐渐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成为现代汉语书写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但是,因此就以为中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其实也是错误的,而且发展其实也绝对不晚,而且也不慢。
当然,这样的发展进程在清朝后并没有继续进行下去,因为在清朝的中后期,国内就已经接触到西方的标点符号,一些学者认为非常有用并引入,还对古籍详加注释。
而胡适等人的提议,不过是将其正式化,成为官方文书的一部分。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但在古代书面文字材料中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由于没有标点符号,对同一段文字便有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果,由于语言表达的需要,就逐步的产生了一些特殊的标记,此可理解为标点符号的前身。
汉朝的时候,就有人采用“离经”的方法,把文字之间断开。
离经,即在两句之间隔开一两字来写,或者用竖线、短横线等标示句子的完结,但是使用上并不普遍。
西汉戴圣编纂的《礼记》说“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立经辨志”,而郑玄注曰:“离经,断句绝也”。
当时人们读书,常在句旁划“し”,作为一种助读标记符号,这便是标点符号的萌芽。
东汉时,句读的符号有“↓”和“、”两种。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解释“↓”为“钩识也,居月切”,“、”则为“有所绝止,而识之也,主庾切”。
就是说,凡是文末可以停止的地方,就用“↓”来标记,文中有可以句读的地方,就用“、”来标示,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句号和逗号。
如果考虑到已经有了离经,其实“、”已经可以看做和现代书写非常近似了。
到了宋朝,钩号变成了圆圈,标形如“○”,有大中小之分,人们采用圈点来标读文字。
其实“○”这个标记,在宋元明清的古籍中已经比较常见,甚至每章都能见到,只不过后世人大多不懂起含义。
朱熹在着《四书章句集注》时就是每章之前用大的“○”,每句之后用“。”。
这称为句读,即在一句末完需停出打上个“、”,其作用类似现在的逗号,在全句意思已完之处画一个“。”,作用同现在的句号。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段落号,用“∨”或“∧”表示,画在每段末尾字的右下角,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密圈、密点加在字的右旁,强调句子的精彩部分。
这一用法,直到上个世纪20年代还在沿用。
到了明朝,随着刊本小说的出现,又多了两个专用号,即一个是在人名旁边画单直线“│”,一个是地名旁边加两直线“‖”。
而万历皇帝面前的书,自然就有上述标记,这也是为了让小皇帝在后宫看书时避免出错。
“汉文帝后元六年,匈奴入侵,汉军集结应战,周亚夫率军屯兵细柳,汉文帝前往慰问,不料军营的门都尉不开营门汉文帝非但没有因此怪罪周亚夫,还称赞周亚夫是“真将军”。”
古文原本讲完,魏广德又用白话把故事简述一遍,这有利于朱翊钧明白故事全貌。
按照张居正原意,编入这一段,一是让小皇帝对兵事有个初步了解,还有就是让小皇帝懂的深明大义和知人善任,明白制度信仰的价值。
这对于大明朝的文官来说,还是很重要的,毕竟皇权至上的年代,文官行使的就是皇帝授予的皇权,没有皇帝的信任,文官离致仕也就不远了。
“周亚夫能够严格遵守军纪,即使是面对皇帝也不例外,这体现了纪律和规矩对于维护军队秩序和确保任务完成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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