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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吉嘴里知道了红薯藤的事儿,又看了俞大猷留下的书信,魏广德也算是明白了,他应对明末小冰河的利器算是差不多收齐了。
是的,魏广德并没有因为知道有了红薯藤就很激动,他已经过了最初那个时代。
其实就这些年,他以次辅身份还是能对大明各地农业生产比较了解的。
虽然南旱北涝的灾情依旧,但和嘉靖年间南北灾情交替出现还是好上许多。
最起码,现在各地的老百姓虽然遭了灾,但地里的产出还能勉强果腹,一年受灾一年还能过的马马虎虎,所以日子还能过得下去。
只是到了崇祯朝那会儿,北方连年灾害,才一举把大明朝逼到了崩塌的边缘。
加之国事处理不当,最终大明朝被敲响了丧钟。
虽然现在大明朝官员都不怎么样,可以说是从上到下贪腐成风,但胜在体制还算好。
是的,你没看错,大明朝的政治体制还是不错的。
延续千年的小政府,除了对北方有巨大的军事开支外,其实朝廷的财政支持也是有限的,还没到把人往死里逼的程度。
特别是现在民间,朱元璋定下皇权不下乡的制度存在,因为宗族林立,乡下多是靠族老维持,都是血脉联系,总不会把人往死里比。
虽然后世影视作品里多把民间疾苦的责任推到地方官“吏”和里长、甲长身上,但这些人其实更多的是把税赋摊到外姓人头上,对本家人还是不错的。
即便偶有数典忘祖之辈,但是人真不算多。
至于那些外姓人,其实住在别人村里,在住下那一刻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这也是大明朝能延续二百多年的原因,乡下还算平静,少有狗屁倒灶的事儿。
至于朱元璋为什么制定“皇权不下乡”,说起来也是他受尽了贪官污吏的盘剥,所以才想出这个制度,让乡老维持农村的秩序,不让官员把手伸下去。
其实从这条制度的诞生就说明,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对大明官员们的操守是不信任的。
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和古代中国社会构成有关。
皇权要插手乡野,所要付出的成本太过巨大,甚至可能引发颠覆王朝的后果,这也是朱元璋选择这条制度的原因之一。
当然,大明也不是把乡镇权利拱手相让,地方官员们虽然名义上不好插手地方除刑事案件以外的事儿,但收税等管理权利,还是通过胥吏来完成。
所以,后世对古代也有种说法,那就是封建王朝的乡村治理基本为胥吏所操控。
乡绅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连县官都会被胥吏那高超的行政手段所蒙骗。
这也是为何县官要不断整肃胥吏队伍的重要原因,其背后存在复杂的权力博弈。
大明朝,几乎所有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和御史,为官初期都要法办几个胥吏来树立自己刚正不阿的形象。
无论是宗族还是乡绅,都不会心甘情愿将其掌握的物资主动奉献给国家,这便是皇权与绅权在乡村的主要矛盾,诸多赋役的强行委派正说明了这一点。
但乡绅并非毫无抵抗之力,在古代户籍制度并不完备的情形下,他们通过隐匿户口,招揽流民等方式来回避皇权的渗透。
当王朝正值鼎盛时,尚可借助胥吏队伍对乡绅进行制约,以维持对乡村的基本控制。
承平日久之后,胥吏与乡绅便会结成一种暧昧不清的关系,共同利用政策漏洞中饱私囊。
故所谓地方政治者,不操于胥吏,即操于绅,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考,亦几稀也。
乡绅清晰的认识到,如果碰上清廉的县官,还可以对其进行限制,但大多县官上有国家重臣逼问索要,下有州县的繁苛赋税,只得任由胥吏侵夺乡民财产,否则地方知县的数万两雪花银由何而来?
除此之外,在军事动乱之际,乡绅更是凭借掌握的财富,招揽民众构建武装山寨。山寨内部不仅拥有大量的田地资源,还配备了一定数量的武装势力。
如此密不透风铁桶,皇权根本无法进行渗透,无论是兵役的征派还是赋税的缴纳,都只能根据乡绅的主观意愿进行。
山高不怕皇帝远,乡绅的自治不仅在于对人口及土地的掌握,更在于对胥吏的笼络。
与之相对,封建王朝设立胥吏的初衷是为了消除乡绅的地方控制,并尝试将“乡村自治”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
而眼下的大明,其实就是地方官员和乡绅相辅相成的状态,地方官很难直接插手乡野,乡绅受朝廷大义也必须尽量满足官员的要求。
这也是朝廷地方官上任,乡绅都会携带礼物拜访的原因,皇权终究占据道义,乡绅也只敢在乡下稍微放肆一点,却不敢做的太过。
不过,这些在张居正推出考成法以后,情势稍有变化。
考成法是真把的赋税。
其实税赋不算重,可地方上杂税太多,算起来也不轻。
可以说,从古至今,中国人承受的综合税赋一直都很重,明朝的轻税也仅指国税这一块。
魏广德也是不止一次从到京述职官员口中知道地方官员为了完成赋税任务,使用一些激烈手段。
而那些在外为官的同年、同乡,也不时在信中诉苦,多是反对考成法的。
这也是魏广德和张居正在内阁里能够达成一定默契的原因,张居正强推考成法,绕不过魏广德,少不得他的支持。
而魏广德此时的心态,多少也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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