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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也挡不住。”
    那师爷压低声音说道。
    “让我再想想。”
    海瑞低头思考过后才说道：“状子都整理好，我明日再看。”
    说完话，海瑞就一步步缓缓走向后堂休息，不过也在权衡先前师爷所说之事。
    在一条鞭法改革之前，朝廷和地方官府除了征收田赋外，还要征收徭役，如里甲、均瑶、杂役等。
    由于徭役大多是按户征派的，为了逃避沉重的赋役，江南地区的很多民户选择了投靠仕宦大族，改换姓氏，成为后者的“家人”或者说是“仆人”，由此双方形成了主仆的关系。
    这样做的好处是，投献一方脱离了原先的户籍，寄籍于仕宦家，也就避免了徭役的征派，此后他不再交田税，却要向仕宦交租。
    而受献一方由于拥有优免特权，故而逃过赋役，再加上飞酒、诡寄等手段的运用从而逃避田税，可以攫取大量的经济利益。
    总之，它对投献双方均为有利，损害的只能是那些安分守己，又无法逃避赋役的普通民众，因为他们会承受因为一部分人“投献”而转嫁过来赋役的负担。
    而一条鞭法改革包括“以概县之田，承当概县之役，从而废除排甲轮役制”；“按亩征银，差徭官自雇募，百姓免除了力差”等。
    这样，百姓只需要通过承担力差的费用，就可以免予服徭役之苦。
    要知道，赋税只是要钱，可徭役却是要命的活计。
    在一条鞭法实施前，许多百姓就因为承担徭役而困累而死，而这些人往往都是一家的顶梁柱。
    顶梁柱倒了，一家人离家破人亡也就不远了。
    最可恨的还是，许多地方士绅就是利用手里的权利，往往在安排徭役的时候，把自己看中田地的主人安排最累最威险的差，通过这种方式兼并土地。
    人在服徭役的时候出事儿，他们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都是各家自担。
    这样的人家，为了活命，也就只有变卖土地一途，不过也就是能苟活一段时间而已。
    因为他们耐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土地已经没有了，只能做佃户。
    而在一条鞭法推出后，百姓就不用服徭役，只要能给出力差钱，官府收钱雇人做事，那人是生是死就和百姓无关。
    既然不用担心服徭役，那一旦海瑞在应天十府推出一条鞭法的政策后，必然就会有原来投献的人家反悔。
    要知道，他们投献是为了躲避徭役，国家的赋税其实并没有少，只是变成了地租，甚至还是稍重一些的地租。
    但是当增加的地租可以覆盖赋税和力差银钱后，谁还愿意继续过投献的日子？
    土地成为别人的，至少名义上土地的所有者是主家，自家还要一辈子做主家的奴仆？
    因为投献后，户册上已经没有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主家的仆人。
    按照海瑞在几个地方为官的经验看，他知道师爷的话是有道理的。
    一旦推出一条鞭法，许多投献民户就会出来闹事，用状告的方式成为徐家的佃户，而不必是其家人就可以摆脱赋役的征收。
    确认租佃关系的成立，转而否认先前主仆关系的有效性。
    可是海瑞也知道，站在徐阶的立场上看，如果允许退田，他不仅将遭受经济上的损失，还得接受名分上的改变，投献者由“家人仆从”变成佃户。
    众所周知，名分对于维护“名族”地位尤为重要，是区分“尊-卑”“贵-线”的标志，徐阶肯定是不会接受的。
    “赋役”这个词，在古代要分开来看，赋是税，役是役。
    税可以简单理解为田税，按照税率有多少田就缴纳多少税，而役则是劳役、徭役这类。
    而在明朝，士人虽然有优免，但是朝廷免除的只是他们的杂役而不是全部赋税，最起码在朝堂上是这么说的。
    最近的就是嘉靖二十四年时，朝廷还出台优免则例，特意确定了士人各级优免额度。
    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其中的人丁其实就是免役的人口，而优免役粮则是折合田亩，因为大明把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个等级每亩地的田税不同。
    但是不管是什么等级的田地，反正就是免多少石粮食，那么就等于免多少田税。
    你家的田税超过优免役粮，自然就不用交田税，但是超过部分就要缴纳。
    而且因为明朝的田税很低，所以折合的田亩面积也是非常巨大，所以到了万历年间，新的优免新例就更加明确了数字。
    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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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朝廷发现有人利用田地等级说事儿，所以干脆就不说优免粮，而是直接定下田地数量。
    虽然朝廷有如此规定，可是却并不耽误士绅们拿着鸡毛当令箭，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变动，适用范围扩大，再加上本身明朝的吏治败坏，制度执行力低下，士绅们暗地里还利用权能肥私，成功的将只免杂役后来变成“合法”的逃税逃役。
    其实优免条例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明朝的田税是真的非常低，即便后来加了三饷，其实也不高。
    而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不在国家，而在官员们上下其手贪污腐败，地方官定下的各种杂税和摊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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