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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何莉莉这个不安分因子,乔卿卿只捞了一波就回去了。
此时的乔卿卿并不知,新知青写了联名陈情信,告了大队长一状。
第二天上午,公社就来人了。
周爱国得知是什么事后,气得不能行。
他把工分本拿出来给调查员看。
“看看,这工分本也不是我一个人记的,副队长也记了,这上面老知青和新知青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我偏袒老知青,难道副队长也偏袒吗?再去问问全大队,看大伙怎么说!”
“周队长,先不要激动,我们只是例行来核实一下情况,公社相信你的为人。”调查员安抚地道。
周爱国摆摆手,“不管这次调查结果怎么样,这帮新知青我也要申请送走了。”
作为大队长,他是有这个权力的。
上面也会根据知青在公社的实际表现,来决定是否同意。
但不论如何,一旦大队长提出来,必然是有举证的,这些举证对知青十分不利。
熊锐等新知青还没有转变思维,不知道自己得罪了大队长,其实是在断送自己的后路。
调查员访问过红升大队的其他人后,有了结果。
“周队长,都是一帮城里来的孩子,思想觉悟不够高,才会做出这样冲动的事情,你看要不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作为公社的一员,调查员秉着息事宁人的原则,为新知青们说情。
周爱国摇头叹气:“这帮人一天天活儿干不了多少,净盯着给人家优秀知青使绊子,还说我偏心?同志你也听到大伙儿说的了,那乔知青和其余老知青的表现怎么样,这熊知青等新知青的表现又怎么样?”
调查员点头,“是,我知道周队长是个公正的人,这样吧,我把新来的知青召集起来开一次批评大会,每个参与这件事的人,如果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全都记过一次,再有下次,直接驱赶出红升大队,其他大队没人接收的话,就驱逐出我们公社。”
周爱国知道调查员还是在为那帮知青求情。
毕竟被他们大队赶出去,这几个知青在他们公社肯定没有大队接收的。
这一点自信周爱国还是有的。
毕竟他和红日大队的乔卫国,是附近几个公社里,出了名的“好脾气大队长”。
像其他大队,下乡知青一到,就先教育知青,熊锐时旺这种不服管教的知青,一定会和大队的人产生冲突,到那时候大队会直接动手,捆绑知青关个一两天都是常事。
就算公社来问,也可以说是知青不服管教,不遵大队规矩,公社和知青办的除了将知青带走,也没别的法子。
周爱国叹了一口气:“那就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要是还不行,我这里供不起他们,我们大队年底还要争先进的,不想为了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是是是,红升大队今年的表现很不错,目前你们大队的产量是第二,年底那一茬要是能高产超过红日大队,那你们就是今年的先进大队了。”调查员先是赞赏了红升大队,继而又鼓励道。
周爱国眉头紧蹙:“今年红日大队的产量比我们还高?”
这几天抢播,但大队也没落下晒谷子的事情,村里有一批不方便下田的老人,专门负责晒谷子的。
老人经验丰富,只要看一眼天空,就知道是否会下雨,什么时候会下雨。
所以谷子交给他们晒,完全不用操心。
抢播最后一天,大队的谷子就基本晒干,被周建斌和副队长、出纳带人将谷子拉去公社交了公粮。
每个大队有自己的分粮规矩。
像乔家所在的红日大队,就是采取的收一波粮食分一次粮的规矩。
而红升大队,却是采取的年底分粮的策略。
也就是说,红日大队现在交了一次公粮也分了一次粮食给队员,但红升大队是全部都拿去交公粮了。
即便如此,红日大队目前还是领先的,代表今年第一季水稻,红日大队产量高出红升大队很多。
而这也意味着,想要超过红日大队成为先进,最后一季的水稻产量必须要超过红日大队两倍!
否则,就算年底那茬水稻产量比红日大队多,可他们大队还要给队员分一年份的粮食,最后能交公粮的自然比红日大队少。
虽然可以为了夺取先进的名号,将九成粮食拿去交公粮,但那就意味着队员们都要饿肚子!
周爱国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来。
糟心的新知青还没解决,周爱国又要为水稻产量发愁了。
很快,新知青都被叫来开批评大会。
调查员例举了队员们的证词,又如实指出他们和老知青之间的差距,最后才公布事情的处理结果:新知青虚假反映情况,统统记过一次。
不服气的新知青中,有人提出质疑,而周爱国和几个大队领导(副队长、出纳、会计)都冷冷地给出回复,且有理有据。
这场对峙下来,新知青惨败!
而且他们也从公社调查员口中,第一次直观地认识到大队长的权力之大!
毫不夸张地说,在红升大队里,周爱国就是那个唯一的决策者!
只要他不同意,就算副队长等人有意见,也不可能阻止他,除非是通过向公社反映、举报等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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