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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蓝星回来，周晓辰来不及喘上几口大气，就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选课和补课的大计中，为此不惜推掉包括星球探索频道在内的大量节目邀请。

    虽然再一次刷爆了实践学分，但实践和理论学分不能相互转换定律残酷地告诉她，英雄也逃不了上课和考试。

    时间只剩最后一学年，缺的课还有很多，不想延毕的话，就需要一点小小的智慧了——要知道选课这种事，并不是你想选多少就能选多少。

    很多课程，光是上课时间就互相冲突！

    这方面的古老智慧有很多，比如选不上的课可以写邮件给教授申请旁听，然后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分头上课，交换笔记，如此东翘西凑，只要最后苟过考试，旁听也能拿到一半学分。

    又比如，头铁挑战一些新开的课程——新课程因为要尽可能错开其他课的时间，大概率会排在晚上，于是可以充分地见缝插针。

    但缺点也是显然的：没有任何学长学姐笔记能参考，挂科率也是个问号，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会不会被毒死全凭运气。

    “大家再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吧，”林见星魔鬼道：“索尔仁尼琴的新课程，《赛博协同》。”他强调：“甚至能替代文化素质必修的学分！”

    谢东流觉得自己像一个绝望的文盲：“我连这个课程名字，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他强调：“再叠加‘索尔仁尼琴’这个名字，横看竖看写的都是‘挂科’。”

    “不要刻板印象嘛，索尔仁尼琴老师还是会捞人的，”周晓辰觉得现在任何能拯救学分的课，都是值得珍惜的救命稻草——尽管她也是绝望的文盲：“话说什么是‘赛博协同’？”

    “cybersyn的翻译，”林见星：“我们现在不大提这个说法了——大家总觉得‘赛博’不是好词。但事实上，联盟现在的国家计划经济大数据系统，就是典型的赛博协同。”

    “我想起来了！”周晓辰“哐”地一拍桌子：“1970年——我是说公元，阿连德治下的智利，就有一个叫cybersyn的It项目，雄心勃勃地想要建立全国性的大数据系统，来支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

    这个项目很显然地失败了，在cybersyn诞生的1970年，距离它在联盟变成现实，还有近两百年。

    cybersyn的理论并不复杂：只要通信和算力击穿某个阈值，就能实现国家尺度上的供需监控和生产调配。

    大部分左翼人士和It从业者都相信这一点，但问题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阈值是多少。

    林见星认同：“蓝星时代的这段历史，在课程里很可能会涉及。”

    奥拉注意到课程描述中的一条：“建议先修前置课程《论社会契约与不平等》。”

    联防大并不强制修前置课程，允许自学成才，比方说你直接挑战《军事理论VIII》，并通过考试，就能一并拿到I-VII的学分——虽然几乎没有实操上的可行性。

    通常来讲，当教授提醒你最好修完前置课程再来选课时，你一定要充分听取建议——尤其当这位教授是名捕时。

    “权沁、索尔仁尼琴合着的《人工智能决策、去中心化与不平等》，”奥拉：“也在《论社会契约与不平等》的阅读材料列表里，但当时只做了解，这次可能就是核心教材了。”

    谢东流听着不对：“不是，这课非选不可？”

    “可以挑战一下！”周晓辰安慰他：“跟主要讲理论的前置课程不同，我预感这门课是讲实操的——各种数学模型之类。”她魔鬼道：“数学模型有什么可怕的？”

    这句话说服了谢东流——对理科生来说，玩数学模型可能确实比上政治课容易一点。

    但直到开学第一课，讲的赫然就是智利阿连德时期的传奇故事和初始cybersyn理论时，他才放下心来：这个能懂！

    “cybersyn概念首次诞生后，很快就发生了政变，随着阿连德政权被颠覆，人类失去了一次宝贵的社会实验机会，”索尔仁尼琴：“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对‘社会实验’这种说法感到不适——但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是建立在大量社会实验之上。”

    “显然绝大部分实验都是失败的——它们制造了经济崩溃、饥荒和战争。”

    “Eden medina《控制论革命者》，”索尔仁尼琴在光幕上打出封皮，“这本书我已经邮件发送给诸位。在蓝星时代，很少有人读过它——没错，它讲的就是公元1970年代，智利大数据项目cybersyn。”

    “也许这是个传奇故事，但在蓝星时代，也不过就是一个故事而已。”

    索尔仁尼琴：“当时谁又能想到，联盟重启计划经济的时候，它会成为近乎唯一的指导书呢？”

    此言一出，举座哗然——在联盟计划经济体系已经磕磕碰碰运行八百年的今天，虽然对这套体系的吐槽很多，甚至衍生出了大量的“联盟笑话”，但至少已经没有人质疑它的可行性。

    八百年前的历史，对于星际人也已经是尘封的故纸堆了。虽然大家都懂得“人类草台定律”，但也很难想象，八百年前的联盟，居然能草台到这种地步？

    “所以大家应该明白，我为什么说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得太早了，人类失去了一次宝贵的社会实验机会，非常遗憾，”索尔仁尼琴：“因为有没有这次实验的宝贵数据，在两百年后，或许决定着人类的存亡。”

    而彼时彼刻，1970年代的智利，没有人知道这一点。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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