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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化八年不仅是朱见深大婚这么简单，最重要的是他从这一年便开始亲政，而在皇后生下长子后便下令余贤外出祭祀山川的原因，首先就是秀恩爱告诉各路山神自己娶了个好老婆，还给自己生了大胖儿子；其次便是降低他在朝中的影响，虽然他都八十多了。
    从正统十四年到成化八年，快二十年的时间，宣武伯余贤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外征战，几乎把除了西南以外的大明边境都打了个遍。草原归附，重建安西，稳固辽东，甚至在茫茫大洋上还有一块飞地。
    在朝中的影响日渐壮大，一改仁宗宣宗和正统朝时的荒唐形象，仿佛一夜之间变了个人似的，上马征战，下马安民，硬生生将正统以来下降的国运给拽了回来。
    而现在朱见深已经长大，这位年轻锐气的君主要摆脱余贤的影响，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成化九年，借皇长子出生的名义，他下旨永久废除徭役，这里用的废除，而不是免除，各级官府不得借此机会将徭役折算成税加到附加税中。
    成化十年，借太上皇四十大寿的名义，下旨废除人丁税，按每户拥有的实际田亩数量征收农税。
    朱见深收获百姓一堆皇恩浩荡称颂时，余贤感慨这个学生作为一台政治机器实在是太合格了，连亲爹亲儿子都能作为施政的筹码，还好自己八十多要下线了，否则早晚被视作司马懿那样权臣晚节不保。
    现在废除人头税，下一步官绅一体纳粮就不知道他会在什么时候找什么理由动手。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成化十三年，已经卸任左都督的余贤还给留了个太子少师的头衔，打算让他继续带孩子，作为回报，爵位从伯爵变成了侯爵，想世袭罔替来着，但是一看这老头子从来的那一天开始就是孤家寡人只能作罢。
    而这一年，湖广税案爆发引起民变，废除徭役和人丁税后，湖广士绅勾结地方官府将田亩打散登记在百姓手中，甚至虚构人家都有，到了征税之时，他们又将税额摊在百姓头上。
    这件事暴露后，湖广布政司以下并未及时上奏，反而包庇隐瞒下来，而且抓捕了将消息泄露出去的一干人等，同时也将很多抗税百姓扣押甚至闹出了人命，最终引发了大规模民变，有十余万百姓逃入荆襄山区。
    其实以总军机处、改组后的东厂和锦衣卫还有运作已经完全成熟的内阁来说，这件事极有可能一开始就已经传到朱见深手里，只不过是被他压下了。
    要解决矛盾的手段就是激化矛盾。
    朱见深下令对此次民变开展调查，到底是个啥情况大家都知道，只不过在走过场而已，可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这个过场走得有点远，从成化十三年税案爆发到成化十五年夏天，朱见深才拿到调查报告。
    同年朱见深下令大军开进湖广，将流亡山区的百姓招返乡，东厂和锦衣卫开始大肆抓捕，湖广三司加上各级官吏几乎被一扫而空，地方士绅和家族数万人。
    抓了人就该处置了，首犯处死这没什么好说的，从犯和跟风的一起打包送到海外那块飞地上，挖矿。
    同时朱见深下旨罪己，这段洋洋洒洒上千字的罪己诏，前面一部分是朱见深骂自己的，后面一部分是官绅一体纳粮的。
    至此成化革新主要内容基本完成，剩下的时间就是坐在皇位上看着政策落地即可。
    接下来就是朱见深代表的新兴皇权与传统文官的斗争，双方以科举制度改革为战场，开展了天长日久的撕逼。这把在家带孩子的余贤看得是瞠目结舌，千算万算没有算到科举这里，同时也是感慨人真的不能吃得太饱。
    明朝的科举成在八股，也败在八股。而八股文这种形式确定为科举考试官方唯一指定答题形式，恰恰就是在成化时期。
    这也是考生们内卷出来的结果，在全部是主观题的情况下，若是在行文形式上没有要求，那考官们的评卷标准也是会受到影响的。比如张三考生的答题思想是正确的，态度是正确的，就是文章形式乱七八糟，玩花活，把人看得是头晕脑胀；然后李四的卷子行文流畅文采斐然态度正确但是内容不着边际跟题目八竿子打不着。
    实干的考官喜欢张三，情感丰富的考官喜欢李四，然后为了录谁争执起来。总之就是考官个人因素对考试的公平性影响极大。
    那干脆就对答题形式做硬性要求，所有考生全部按官方指定的行文格式进行答题，在这个框架内才能勉强做到相对公平。
    成化十八年，余贤在宣武侯府钓鱼的时候，朱见深还是拉下面子上门求教了，他一直以为凭借余贤给他积攒下的执政班底，便能随心所欲改变这世间的一切规则，可没想到在科举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余贤指出当前新旧官僚斗争的烈度超出了控制这是真的，但这不是科举本身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在现在的社会和生产力条件下，科举已经是最好制度了，朱见深失误的地方就在于对这个制度的错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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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老一套，做事的目的和手段两样缺一不可，朱见深只看到了通过科举出身的传统官僚们的缺点，却没有去分析为什么会有这些缺点的原因。更为严重的就是，皇帝朱见深只看到了手段带来的短期利益而忽视了长期发展。
    这是极为危险的现象，他掌握着帝国最高权力，一旦认知出现了偏差，带来的后果极其严重。
    归根结底就是大明的社会和经济形态正处于一个高速的转型期，社会对于当前形势发展变化不适应而产生的争议是必然现象。
    所以当前要处理的就是意识形态问题，需要一场思想上的讨论和变革。不仅那些传统文官需要，朱见深和他的那些师兄弟们更需要。
    简单说起来就是一句话：如何发展大明是手段，而要发展成什么样的大明是目的，两者缺一不可。
    朱见深似懂非懂的离开了宣武侯府，他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
    成化十九年，皇帝下旨询问臣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大明？
    而这一年，六朝老臣宣武侯太子少师余贤在北京无疾而终。因为死得相当突然，朱见深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只有一个机关盒子，说是等土木堡三十年祭祀的时候，把这盒子埋在供奉殉国士兵的庙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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