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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兴置屯田的同时，曹操采取各种措施，扶植自耕农经济。针对当时人口流失，田地荒芜的情况，曹操先后采取招怀流民、迁徙人口、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检括户籍等办法，充实编户，恢复农业生产。[]
    此外，曹操还陆续颁布法令，始创户调制，防止豪强兼并小农。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颁布新的征收制度，到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又明确“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曹操前后实行的这一系列措施，使濒于崩溃的自耕农经济不断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成为曹操集团的雄厚经济基础。
    曹操在世时，还大力兴修水利设施。如他举荐的扬州刺史刘馥，修复、建设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土坝，蓄水灌溉稻田，使得“官民有畜”。[]
    以身作则，提倡廉洁
    在开源的同时，曹操也非常注意节流，并以身作则，提倡廉洁。史书中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的衣服、鞋子不事华丽，帷帐屏风落满补丁，床榻被褥“败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纠正下，东汉以来的奢华之风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洁勤俭自律。即使是高官显贵也不敢过度铺张，甚至出现了有人故意穿破旧衣服取悦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反过来不得不下令来纠正这一奇怪的不正之风。
    曹操的遗嘱，也体现了自己的一贯俭朴的风格“天下尚未安定，还不是遵守古礼的时候。安葬完毕，所有人都除服。那些率军屯戍在外的，一律不得离开屯所。有司各率其职。以时服下葬，不要在幕中贮藏金玉珍宝。”[
    文化
    文学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在诗歌上。南朝人钟嵘《诗品》虽将其诗置入下品，但对曹操的评语却很准确，他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抓住了曹操悲凉风格的特点。宋人敖陶孙《诗评》说“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操怀匡世之心，忧世不治，南征北讨，与群雄逐鹿，情怀慷慨，发为诗歌，确如北地老将，气韵沈雄。如《步出夏门行·观沧海》，在萧瑟的秋风中，看水波澹荡，洪波涌起，可以体会到诗人那如大海一样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襟抱。[
    曹操现存20多首诗，均为乐府诗。其诗歌的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的精神一脉相承。其中一部分诗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如《蒿里行》写的是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历史事件。诗歌如实地描写了义军由聚而散的情形，对袁绍等将领各怀私心、畏葸不前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诗末对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和百姓造成的灾难、痛苦，深表关怀和同情。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是曹操在诗歌史上重要的贡献。他用当时人熟悉的乐府旧题记叙他所经历的事件，创作了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94]的作品。
    曹操诗歌内容丰富，除了记述时事以外，还写他本人的政治理想。在《度关山》中，他描述一个法治国家的理想“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赏罚清明，各遵秩序。吏不失职，民不奢侈，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在《对酒》中则描绘了一个“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的太平图景，表现了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的怀抱。曹操起于微末，最终平定群雄，奠基魏业，其所经历中的感慨都如实地记录在他的诗歌中。《苦寒行》记叙的是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北征高干之事，诗歌记叙在冰雪交加中艰苦行军的景况，作者却能站在战士们的立场，体察思念家乡的痛苦情绪。《短歌行·对酒当歌》可能写于一个特殊的时期，诗人有感于时光飞逝，来日无多，而个人的抱负却迟迟不能实现，因而深切盼望贤人能够帮助自己，早日完成统一的大业。
    将破碎的河山重新整合的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因此曹操常常会慨叹人寿不永，这种忧惧其实是与他要完成志业的抱负相关。曹操写了不少的游仙诗，如《气出唱》《精列》等，这不能简单地看作为消极的人生态度，这种祈望长生的想法与他要统一天下的英雄怀抱有关。事实上曹操是一个生活态度非常实际，并非虚妄求仙的人。在更多的地方，曹操表现出非常现实的、重视个人主观作用的态度，《步出夏门行》是曹操这种态度的代表作品。诗人认为“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年寿短长并不全由于天命，人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他很积极地表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的诗风，以钟嵘所评最为确切，确是古直悲凉，这与他的身世、地位、怀抱都有关系。唐代诗人元稹说“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抑扬冤哀存离之作，尤极于古。”汉末支离破碎的社会现实感发着曹操，所谓“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曹操的散文也很有成就，鲁迅曾说他是改造文章的宗师，是指他对汉代文体风格所做的突破。比如诏令这种文体，风格应以典雅庄重为主，但曹操的一些诏令却洒脱而无顾忌，真率自然，具有通脱之风。如作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直陈自己不能放弃权力的各种理由，言词恺切，锋芒毕露，却又坦诚而真率。他从自己初愿做一郡守说起，因了种种不同的历史契机，而不断修改自己的志愿，最后他于强敌中崛起，消灭了袁绍、袁术、刘表等各种割据势力，“遂平天下，身为宰相”。他说这时“人臣之望已极，意望已过矣”，虽有掩饰的成分，但却很真诚。说到平定天下的功勋，他并不讳饰，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确是实情，并非自大之言。又说到现在还不能放弃权力，以博谦退之美名，因为“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这种清醒的认识、处实的态度和坦白的言辞，使得文章具有一种率真之气，生动、新鲜而富有个性的锋芒。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情质相符，是曹操诗歌和文章共同的特征。[
    此外，曹操还有不少其他文章传世，例如《请追增郭嘉封邑表》《与王修书》《祀故太尉桥玄文》等，亦文字质朴，感情流露，流畅率真。[]
    文学影响
    他倡导并开创的建安文学，不仅是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而且建安文学建立的优秀传统，也成为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标准。”建安风骨”是后代文人对文学追求的理想境界。陈子昂反对初唐时期的形式主义诗风，称“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李白也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这一切都与曹操的贡献有关。曹操以相王之尊，不独亲自赋诗撰文，而且能够尊重文人并保护文人。他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与文人保持着比较好的友谊，正如《文心雕龙·时序》说“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籍谈笑。”[]可以说，“邺下文人集团”就是在他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形成的；而他们的创作，也是在他的倡导影响下进行的。
    藏书
    曹操喜爱坟典和六艺之学。在统一北方的混战中，就注意对图书的保护和收求。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他击败袁绍后，下令“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任魏公后，设置了掌管典籍的官吏，广收在战乱中散佚的东汉官府和民间藏书，“采辍遗亡”，藏在中外三阁和秘书省。]还请蔡邕之女蔡文姬讲其藏书之事，蔡文姬“缮书送之，文无遗误”。[由于他重视国家的文化建设，逐步建立了魏国的国家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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