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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太守，还擅自特设义兴郡，以示对他的旌奖。擅设郡县一事，已体现出司马睿的独立性。
    永嘉四年（310年）十月，汉赵新君刘聪征集大军进攻洛阳，洛阳重新告急。晋怀帝司马炽传檄哀告各地方镇发兵入援，但始终未见一路救兵到达洛阳。朝臣议论纷纷，要求迁都以避兵难。以镇东将军之职都督扬州诸军事的周馥从寿春（今安徽寿县）上书给怀帝，建议迁都到寿春。司马越厌恶周馥此举，于是一面出居许昌，一面北调周馥。周馥素来对司马越专权不满，这次自然不会承命。淮南太守裴硕奉司马越密旨偷袭周馥，失败后逃到东阿，向司马睿告急。司马睿早有并吞周馥之心，于是乘势派兵协助裴硕击败周馥，将其俘获。自此，司马睿控制了与建邺毗邻的淮南，割据范围进一步扩大。7
    永嘉五年（311年）三月，司马越病死项城，太尉王衍等王公重臣在奉其丧回葬东海的途中被汉赵军围歼。而洛阳孤立无援，也在不久后被攻陷，怀帝被俘。此时，司徒傅祗、司空荀藩、大将军苟曦、大司马王浚分别在各地建立行台，各奉一位宗室布告天下。其中以荀藩奉立的秦王司马邺行台影响较大，他们传檄要求各方镇出兵勤王。在这些势力中力量最强的镇东大将军、兼督扬江湘广交五州诸军事司马睿顺理成章被推为盟主。但司马睿无心北上，专意经营江南。7
    面对此时北方流民为逃避胡人杀戮纷纷南下的趋势，司马睿采纳王导的建议，极力对其进行招抚。他在长江南北设置了许多侨置州郡县，安置流亡人口，并为这些北来侨民特别设置了一种临时户籍——白籍，使其长期享受减免租税赋役。对于南下的流民帅，则授予要职，使他们为自己效力，如东晋初期的文武重臣郗鉴21
    、祖逖22
    等人，便是在此时陆续南下的。通过这些措施，司马睿取得了北方侨人士族的支持，并使他们成为自己政权的支柱。但这种做法造成江南郡县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混乱，并为大族侵吞户口提供了便利，不利于国家财政的良性运转。
    扬州的西部地区属于江州，司马睿想要西扩，必须要控制江州。而当时江州刺史华轶自认为受朝廷任命，不愿意服从司马睿的命令，双方关系十分紧张。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司马睿调周访调至彭泽（今江西鄱阳湖北），对江州的治所豫章（今江西南昌）施压，继而强令江州改易长吏。遭到华轶的拒绝后，司马睿命王敦、甘卓及周访等合兵攻打江州，华轶兵败被杀，江州被占领23
    。与此同时，豫州刺史裴宪也被司马睿派兵驱逐。由此，他将势力扩张到了长江中游。7
    永嘉六年（312年）二月，从北方传来汉赵大将石勒准备兴兵南下的消息，建邺震动。不久，石勒引军骚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兵于葛陂，有渡淮入江、夺取建邺的打算。司马睿将主力全部集中在寿春，任命熟悉水势的纪瞻为扬威将军，统帅各部。由于连降三月大雨，石勒军饱受饥疾困扰，被迫撤退北上，江东形势这才化险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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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嘉六年十二月（313年1月），司马睿写信召回被杜弢、王冲起义军驱赶到沌口（今湖北汉阳东南）的荆州刺史王澄，改派名士周顗接任，企图进占荆州。但由于受到流民军的攻击，周顗无法在荆州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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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意北伐
    永嘉七年（313年）二月，晋怀帝遇害。四月，占据长安的秦王司马邺称帝，即晋愍帝。愍帝任命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一年后又进位丞相27
    ），负责都督陕东诸军事，与右丞相、南阳王司马保“分陕而治”，试图拉拢他们共同抗击汉赵政权的攻势。但司马睿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为由，拒不执行愍帝要他收复洛阳的诏令28
    。当居住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的祖逖上书要求出师北伐时，司马睿任命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只给了少量人员、物资，允许他自行募兵出击29
    。
    司马睿无暇北顾并非全是托词。在南方，不仅荆州的动乱一直未平，就连位居腹心的扬州也出现了麻烦。这时，不满于司马睿压制的周玘联合东莱大族王恢起兵，打算消灭北来士族，由南士取而代之。后因密谋暴露，周玘遂杀王恢灭口。司马睿不断调动，以羞辱周玘，使其忧愤而死30
    。临死前要求其子对“诸伧子”复仇。周玘死后，其子周勰在建兴二年（314年）利用吴人对司马睿的不满情绪，再度起兵，招募土豪，声言进讨执政的王导、刁协，声势浩大。司马睿采纳王导的建议，派在朝廷任黄门郎的周勰族侄周莚前往处理事变，最终以温和手段安抚了吴人。司马睿考虑到义兴周氏在三吴地区的影响力，所以没有深究此事，照旧安抚周勰，并任命不同意起兵的周勰叔父周札为吴兴太守，擢升周莚为太子右卫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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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在此时，远在荆州的刺史陶侃击败杜弢所领导的流民起义军，并收复了湘州。陶侃的成功，引起了王敦的嫉妒。王敦此时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担任江州刺史，并自行选置官吏，日益骄横。他乘陶侃在返回荆州的治所江陵之前辞行之机，将陶侃扣留，改为广州刺史，另派其从弟王廙接任荆州刺史。此举引发了荆州将吏的抗议，这使得王敦一度想要杀害陶侃，只是担忧与陶侃有姻亲关系的豫章太守周访干涉，故终未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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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兴四年（316年）十一月，在汉赵军的重围之下，长安内外断绝，兵疲粮竭，司马睿又始终拒绝派兵赴援，山穷水尽的愍帝被迫出降。当这一消息被传到江南时，司马睿整军宿营，作出一副发动北伐以解救愍帝的模样。数天之后，这场政治表演便不了了之。为了给自己解脱塞责，司马睿竟以“漕运稽期”的罪名冤杀丞相府督运令史淳于伯。然而淳于伯之死，引发了朝野部分人士的不满，一时“百姓喧哗，士女纵观，咸曰其冤”，连司马睿的心腹刘隗也出面为淳于伯鸣不平，要求惩办与此事有关人员。最后，幕后主谋王导被迫出面承担责任，请求将其免职。司马睿也没有处罚任何人员，只是承认自己的错杀行为而已。
    君臣共治
    建兴五年（317年）二月，平东将军（一作弘农太守87
    ）宋哲带着愍帝临降前所写的诏书逃至建邺。诏书同意司马睿代他“统摄万机”，但要求他在称帝后收复旧都，报仇雪耻，还隐含了对其坐视长安沦陷的不满。于是，司马睿在得到许可后，在众臣的拥戴下，接受了晋王的名号8
    。自此，他成为晋王朝的唯一代表7
    。
    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名北方将领联名上书司马睿，进行劝进活动。司马睿因愍帝未死、中原未复而不敢接受。这时，祖逖在收复大片北方领土之后，又在谯县（今安徽毫州）打败石勒军。司马睿借势传檄天下，声称要派遣其子司马裒统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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