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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且买完之后，拥有田地的上限，不得超过水田二十亩，或山田四十亩。
    王爷要的，是贫农和贫农之间相互兼并，让农户的数量减少、而户均竞争力变强，被挤出局的农民，就改行务工，转为工籍。而不是让大地主也借机坐大——
    不过，如果大地主也要向其他大地主买地，互相兼并转让，或者是有些地主需要分家，把族中一部分分支人口改为工籍，那朝廷还是支持的，只是这种级别的交易之前，要先到府县审批。出卖田亩一千亩以上的，要知县用印备桉，出卖田亩一万亩以上的，要知府用印备桉。”
    张世鹏听得很仔细，听完后有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
    但是朱树人能想到这种“定向鼓励兼并”，又是很正常的事情。谁让他是穿越者呢，他想到的这一招，其实就跟后世的“房地产限购”差不多。
    土地兼并并不是全都不好的，让大地主兼并越来越多的中下农才是不好的。如果中下农本身互相兼并，让一部分人退场，另一部分人稍稍变强，增加对抗风险的竞争力，那样社会只会更加稳定。
    当然，任何限购肯定会带来连锁反应。比如后世房地产如果限购，那房价肯定会比完全没限购的同等情况下，稍微打下来一些。
    因为一部分有竞争力的潜在买主，被行政的强制命令挡在交易场外了，可以下场的买主变少，买方出的价肯定会略微偏低，地也就卖不贵。但反正是中下农之间的自相兼并，也算是肉都烂在锅里了。
    张世鹏想了很久，才想到一个弊端，或者说执行层面不可行的点：“可是……都是中下农之间互相兼并，中下农拿不出太多余财，又该如何？他们想买也没银子。
    而如果有遇到灾病非卖田不可的穷人，因为没了大地主买主，他们卖的时候也卖不高价，不就更加雪上加霜了么？”
    姚启圣这才图穷匕见：“所以，下官其实去年就跟王爷商量过了，可以把前宋王荆公的青苗法，改头换面，去芜存菁借鉴一下。
    只要是信用素着的良民，哪怕穷些，但只要没有刁钻纪录，就可以从朝廷那儿申请类似青苗钱的‘经营贷’，这种专项借贷，只借给家中拥有三到十亩水田田的平民户，超过财产上限的人不许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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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来的钱，也尽量不直接放到借款百姓手中，而是最好直接用于向其他贫下农邻居买田，把如今不够集中、耕种低效的小块田地，兼并起来，便于大规模耕种。
    朝廷可以把利息压得很低，但是要还贷的年限可以拉长。最后花上十年二十年，还一个相当于当初田价四五
    倍的总价，就可以了，只当是济困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利息是非常高的，动辄一年就要三五成。而王安石自己当初还觉得这已经很仁慈了，因为宋朝时地主们直接给农民借高利贷，动辄都是一年就翻倍的利息。
    这些钱，只能说是救急，不能说是救穷，都是逼不得已周转不开，或者春耕种子都买不起了，才不得不借，指望秋收后把种子的价值翻了倍的还。
    朱树人要搞农民的经营性信贷，肯定不能搞每年三成利，那样直接利滚利上天了。所以，他最多只能按照一成多的利息，让人还个十年，最终也要付出好几倍的本金了。
    这比后世的买房按揭利息肯定还是要高几倍，但在明朝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仁政。具体金额后续实施过程中也能调整——哪怕是后世的按揭利率，都能按照经济运行情况，适当降息呢，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只要经济数据反馈够真实，这都是可以以年为单位调控的。
    另一方面，朝廷有了限购，因为买方被限制，那些卖地贫农卖不上价，事实上交易金额会比实际田地价值低个几成。一来二去，就当是买卖双方都少亏一点，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张世鹏反复琢磨，终于理解了这个破天荒创造性政策的可行性。他只是依然有些匪夷所思地叹道：
    “王爷从不打无把握之仗，他既然敢下这个决心，那么，对于当年从王荆公青苗钱里钻空子占便宜的刁民奸商的手段，他肯定已经想到怎么提防了吧？”
    “当然想到了。”姚启圣与有荣焉地承认，随后又稍微描述了一遍。
    具体内容就跟他去年跟朱树人聊时差不多，只是略有改良细化，不再赘述。
    张世鹏也就选择了相信，不再纠结，准备先实施了，走一步看一步。
    他不由仰天长叹：“王爷为了解决贫农田少、抗灾病弱，逼着贫民集中田地、分出多余人口去务工，可谓是煞费了苦心。”
    姚启圣：“其实咱今天提到的这些，还不算什么。王爷为了这个，是不惜各种手段的，他想的都是至少百年后的大计。高瞻远瞩，非人智可及。
    比如，我来之前，就听王爷跟刑部、户部的人商量了一个措施，目前还没敢拿出来。说是朝廷将来，希望对农籍贫民，采取‘反向推恩令’：
    汉武帝时的推恩令，不就是为了分化诸侯、让诸侯王的封地分给所有的儿子，然后越分越小，最后不至于威胁朝廷么？
    而王爷想搞的针对贫民的反向推恩令，就是要逼着百姓不能因为儿子越生越多、田越分越少、导致后人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此令若是实施，朝廷将会对将来农户继承田亩的办法设置限制，无论农籍百姓老死后，如何分配遗产，不允许其分割设立一份单独面积小于十亩水田、或二十亩旱田的田产。
    换言之，如果一个农户拥有的水田少于十亩，那么他必须把这十亩集中给一个儿子继承，不能再拆给兄弟几人继承。
    除了继承田产的那个儿子之外，其余多出来的儿子必须一分田也分不到——
    父母可以给他们留钱粮、房宅，也可以生前送其读书、学手艺，有一技傍身谋生，但唯独不可让有水田十亩以下的贫农，将田产均分给诸子。
    多出来的儿子，必须逼迫其入工籍或军、役籍。如此贫农之田才不会被稀释，一代代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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