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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确实是天国上朝。
他们展示了足够的自信和智略,因时而动,因地制宜,不囿于传统,以蓬勃的生机,制定国家大策。
既要扶植突厥的重生,又需要防止其再次成为中原王朝心腹之患,更需要高瞻远瞩,以突厥应对来自大草原新霸主薛延陀的威胁。
这是一个复杂的庞大的政策系统,最终目的也达到了政策设计之初的期望。
唐朝包罗万象,气象万千,终归还是得人得势得天时。
李世民以温彦博的框架为主,综合杂采各位大臣的提议。
这个系列的政策包含有:不设大可汗,分部落治之;设汉制都督府,以突厥首领为汉之都督、长史等官。
最重要的一点是,李世民采取了大规模的“人质法”。
他将大批突厥贵族征入长安。
表面上是授与他们官爵俸禄,让他们过上悠游舒心的生活,但本质上也是一种拘于长安的人质,只是李世民将长安城当成了他们的囚牢而已。
但这同样引发了一个问题。
颉利入长安,是唐朝的一件盛事,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奇事美事。
中原王朝再一次在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对抗中,取得完全的胜利。
但隋朝的强盛,盛极而衰,一样前车之覆,殷鉴不远。
吸取成败的教训,那当然非常重要,但该庆祝,还是要庆祝,该炫耀,也还是可以炫耀。
为了夸示唐朝的强大,李世民在颉利面前,罗列了中原王朝历代相传相承之物,以示自己受命于天,其寿永昌。
其中有些珍宝,是来自于颉利的收藏,但物是人非,颉利心中闷,但也只能强作欢颜。
李世民意气风发,以王者的姿态,当着颉利的面,数落他的五宗罪。
汝承父兄(启民、始毕可汗之业,纵淫虐以取亡,罪一也。
数与我盟而北之,二也。
恃强好战,暴骨如莽,三也。
蹂我稼穑,掠我子女,四也。
我宥汝罪,存汝社稷,而迁延不来,五也。”
胜利者总是正确的。
然后,李世民展现出自己的大度,安抚颉利说:“然自便桥(渭桥之盟以来,不复大入为寇,以是得不死耳。”
颉利心中百感交集,几年之前,自己率领十万兵马,在长安城下耀武扬威,是何等风光,今日却成阶下之囚,世事无常,莫过于此。
覆国亡家,今生再也无望。
颉利悲从中来,热泪再也忍不住,滚滚而下,他无法再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向李世民行礼之后,仓皇而出。
他的时代完结了。
李世民的时代才刚开始,但他面临无数棘手的问题需要处理。
安置突厥的“人质”计划,实施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美好。
学堂天朝大国,安置一个这种高级别的“人质”,都是一种负担,何况是一群。
突厥庞大的族群和种落尊长们封官拜爵,分田赐物,成了绝对沉重的负担。
唐朝虽然成立了十几年,但从建国那一刻起,就没有一刻停止过征战,内战停了,外战开始,北方消停,南方又起。
打仗打的是社会资源的消耗,是金钱。
这么多年的征战,再强盛的国家,也会被拖垮,况且,李唐还要给突厥朝贡,这种损耗,其实已经掏空了唐朝的家底。
但消灭东突厥,是国之大事,该赏赐的钱,不可能少,该封的官,也一定要封。
这出现了一个奇观。
在上朝时,李世民的朝堂之上,左右二分之后,一半是汉人之官,另一边,已全部是突厥之臣。
突厥人在朝廷五品以上的大官,虽然不一定掌握实际权力,但人数达到骇人听闻的上百人,而他们的家属和宗室在长安定居的人,达到一万多家。
生擒颉利,消灭东突厥,当然是震古烁今的功绩,但要白养这一批人,也需要一笔庞大的支出,是沉重的负担。
对于突厥的管理,除了分封部落之长,建立都督府,入长安为人质以外,还需要精选突厥都督府的管理者,李世民因时因势,大体上以突厥素有威望,又忠心于唐朝的原部落首领担任。
比如,李世民拜把子的兄弟突利,就被委任为顺州都督。
李世民推心置腹地对突利说:“我所以不立尔为可汗者,惩启民(可汗前事故也。今命尔为都督,尔宜善守国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国久安,亦使尔宗族永全也。”
当此之时,东突厥一族,已尽入唐朝体系,李世民已成为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天可汗。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李渊当时虽然已经闲居,尊号太上皇,但他听到颉利可汗被擒的消息时,心中百感交集。
他想起当年自己太原起义时,对突厥的俯首称臣,想起自己在李唐草创的那些年里,对突厥的忍辱负重。
他也想起了当年自己想迁都时,李世民说几年之内,必系颉利之颈的豪言壮语,凡此种种,如走马灯似地涌过心头。
莫道当时苦,且看今日福。
他心中释然,或者自己这个儿子,才真的应该是天下之主,自己挂着太上皇这个虚,倒也不冤。
他老怀大慰,由衷叹息着说:“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
李渊发自内心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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