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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之后谈,谈完之后,就要处理实际的问题。
双方互相交换以往扣留的使者,身负毒杀处罗可汗的郑元寿等人,也回归唐朝。
此战之后,雁门、马邑重归唐朝,虽然突厥的势力占据了恒安,但相对于以往突厥可以将战线直推太原城下而言,李唐已经取得巨大的战略优胜。
并且,唐朝占有雁门和马邑之后,开始深耕,精耕这块战略要地。
他们开始在太原屯田,军粮,军需等都可以自给自足。
但李渊的宰相们心胆俱寒,认为突厥强盛,早前李元吉放弃太原,乘夜亡命疾走长安;裴寂也一天仓皇奔逃几百里。
这些惨痛的记忆,如在昨天。
他们害怕屯田只是给突厥人做嫁衣裳,不同意长期开展屯田。
屯田这面旗帜还能打多久?
这在地方和中央形成了长期的争论,并且双方的观点完全对立。
双方频频书信辩论,谁也无法说服谁。
最后,李渊召坚持屯田的并州长史窦静入长安,和宰相们当廷辩论。
窦静坚持自己的强兵富国之计,也坚持认为和突厥人,只有在战场之上的胜利,成为比他们更强者,才具备谈判的能力。
他辩才无碍,李渊终于提升窦静作为代理并州大总管,正式同意并州大规模屯田。
太原屯田加上雁门和马邑的回归,在河东建立了稳固的战略纵深,让唐朝面对突厥时,开始挺直腰杆。
一升一降,突厥失去了马邑这个最重要的中转站后,除了动用大兵团作战外,他们再也无法肆无忌惮地直插太原。
但他们保留了对恒安的控制,算是和唐朝在河东道,维持了一种战略平衡。
河东道暂时无战事。
突厥在关内道,那才可以直奔主题,省时省心省力。
李渊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长安随时笼罩在突厥的铁蹄阴影之下。
关内道控制权的争夺成为焦点。
突厥在河东道的攻势消停下来,他们将攻击重心转向了关内道,直指李唐的心脏,京城长安。
这给李渊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从关内道入侵长安,传统上有两个方向,一个是从北面的延州(今延安)南下,一个是从西面向东直进。
延州线本来是一条最直接,最容易入侵的路线.
一是路程短,二是突厥人已经控制了南下的战略要地黄河,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非常迅速地出现在长安城下。
可能是天佑李唐,这虽然是一条最危险最直接的入侵路线,却只让李渊承受了最小的压力。
这是因为占据延州以北,突厥的现在的首领是郁射设,他是处罗可汗的儿子,本来是突厥大可汗的继承人。
但在隋朝义成公主和颉利的合谋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该属于自己的大可汗位置被颉利抢走。
颉利可汗当然知道郁射设不服气,他需要把他远调自己视线之外,但又不能让他的力量过于膨胀。
颉利可汗当然不愿意培养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他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安置郁射设,那就是五原(今河套地区)。
五原是颉利当年的封地,也是一块天然的宝地,启民可汗就是在五原起家,让突厥重新崛起。
这块宝地,在李唐和薛举激战时,曾经派出特使宇文歆说服颉利,当时他还是莫贺咄设。
要想破坏薛举和突厥的联盟,李唐除了用一贯的卑辞厚礼,许诺颉利子女玉帛以外,他们还开了一个让颉利无法拒绝的条件,那就是割让五原之地给他。
虽然当时五原之地并没有多少汉人,李唐也没有力量去征服和管理这块宝地,但这是汉人传统的领地,也是颉利父亲启民可汗赖以起家的风水宝地。
对于颉利和突厥而言,李唐正式承诺颉利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既是一种象征,又具备实际的价值。
颉利无法拒绝,他也没有拒绝。
他撕毁了和薛举共谋进攻关中,占据长安的盟约。
并且,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他还派了突厥骑兵,参加了李世民和薛举大将宗罗睺的第二次浅水原之战。
突厥的转向支持李唐王朝,对于薛举军队士气的打击是致命的。
当李世民和他们相持六十多天,等到他们粮食用尽,发动总攻时,他们在李世民的队伍中,发现了突厥骑兵的身影,而这些突厥骑兵,本来应该出现在他们的阵营。
宗罗睺的军队信心低到尘埃,全线崩溃。
李世民一鼓作气,轻装劲骑,直趋薛仁杲城下,外失强援,内无斗志,薛仁杲再无退路,只能投降李世民。
现在,颉利可汗又将这地宝地赐给了郁射设,但再好的宝地,也无法等同于失去突厥大可汗之位。
郁射设心中有股邪气,让他无比憋闷。
虽然他手上还有一万多帐突厥人马,但自此之后,除了一次和颉利配合南下以外,其余时间,他都是一个人悠哉游哉,在河套地区放羊牧马,过起了非常写意的生活。
他不想参与颉利征服李唐王朝的大计,甚至在李唐的外交策反下,和李唐达成了一种默契,在某个时间段,井水不犯河水。
李唐王朝另外还有一个利好。
老天爷眷顾,虽然梁师都是当地的地头蛇,和李唐对抗,他也是一个最大的汉奸,但他命运不好,可谓是最没能力和战绩的汉奸,全程都被唐朝按在地上摩擦。
隋末群雄,如梁师都一般窝囊的,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因为,他碰上了一生之敌,那就是段德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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