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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柴窑”是否存在,依然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至少在明代文献中,“柴窑”不止一次地作为几大名窑之首出现。
对于“柴窑”之名,普遍的解释是,后周皇帝郭荣本姓柴,应极好某个窑口的瓷器,则将此窑以柴命名,以示恩泽。
明代张应文《清秘藏》有载,论窑器,必柴、汝、官、哥、定。
在上林湖一带的山里,散落着各个年代的瓷器碎片,有些可以确定年份的唐代残片,已经非常薄,完全区别于早期越窑器的厚重稳实。
从遗址发掘出来的,烧制失败的两只叠在一起的碗底来看,这些残片更有可能,是来自普通的窑口。
即便如此,器壁不过三四毫米的厚度,也足够说明问题。
民窑尚如此,那仅供御用的秘色瓷,要达到“莹薄”的厚度,自然问题不大。
而且在五代,制瓷工艺较唐代更精进。
现在普遍的观点是,在唐至五代时期,没有任何一个瓷种,在质量、形制和艺术成就上,可与越窑秘色瓷抗衡。
而“柴窑”,又是代表了这一时期工艺的最高水平,两相契合,决定了“柴窑”非秘色瓷莫属的唯一性。
然而,繁华终归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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