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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杂志的巅峰时期在六七十年代,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文化实力独步全球,杂志销量一度达到了150万份。
但在八十年代之后,杂志的销量却一直在走下坡。
这两年在罗伯特·戈特利布的带领下,杂志的销量好不容易平稳下来,
固定在每期百万份左右,但也仅此而已,一直没有更大的起色。
在6月的前三期,《纽约客》的平均销量稳定在了96.3万份。
而刊载《自然的馈赠》的6月最后一期,《纽约客》卖了98.8万份。
别小看销量这2.5万份的销量差距,《纽约客》的读者群体多数是以年度进行订阅,这部分读者占据了杂志销量的半壁江山。
销量的起伏只有每年的续订期才会看出来,平时是不会有太大变动的。
以剩下的一半销量作为基数再看这2.5万份的增量,就相当可观了。
最近几年,《纽约客》的销量维持在一个非常平稳的水平线上,每期的销量上下浮动不会超过8万份。
2.5万份的销量增长,不是什么创纪录的成绩,而且谁也无法证明这些增加的销量就是因为《自然的馈赠》带来的。
但这个销量增长至少说明了一点,那就是为林朝阳开设专栏这个决定看起来是正确的。
等到7月第一周,新一期的《纽约客》杂志上市,《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文章的第二篇《主食的故事》如期发表。
罗伯特·戈特利布一直在关注着这期杂志的读者反馈和销量。
上周专栏刚开设还看不出来,新的一周读者们对《舌尖上的中国》的好评反馈变得越来越多。
这一周,《纽约客》的销量再次涨了1.9万份,达到了100.7万份,《纽约客》杂志上次出现这个销量已经是半年多前的事了。
连续两期刊物销量上涨,并且恰好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文章发表之后,这下子所有人都可以确定,这就是新专栏带来的变化。
看到这样的变化,罗伯特·戈特利布一直悬着的那颗心终于可以放下来了,他甚至开始期待起了更大的改变。
《舌尖上的中国》系列文章才发表了两篇,尚未形成影响力。
随着读者的好评和反馈越来越多,罗伯特·戈特利布越来越期待这个专栏接下来的表现了。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篇文章《转化的灵感》发表之前,麦格拉思联系到了林朝阳,先将杂志的销量涨幅和一些读者反馈告诉了林朝阳。
「听起来真是个好消息!」林朝阳语气轻松的说。
「当然,现在我们都在期待你这个专栏接下来的表现。林,你稿子写的怎么样了?」
林朝阳离开美国之前,交给了杂志社5篇稿子,如今远隔重洋,为了保险起见,麦格拉思提前两周就催上了稿。
「别担心,我回来之后又写了两篇,用传真还是我在电话里念,你们记录?」
电话传文,在互联网大范围流行开之前是很多杂志社的常规操作,一般用于作家不在本地,情况又比较紧急的时候。
越洋电话价格昂贵,这种方式传达方式代价不菲。
《纽约客》杂志社不差这仁瓜俩枣的,不过现在一来是麦格拉思手里还有稿子用,二来是电话传达存在准确率的问题,所以他还是选择了国际传真。
以传真的方式向《纽约客》发送了两篇文章后,林朝阳轻松了下来。
《纽约客》那边有了一个月的存稿,水灾筹款的事也不需要操心了,他打算歇个一两天就专注于新书的创作。
7月中旬,耗时半个月拍摄完成的《豪门夜宴》正式上映,首映礼和开机仪式那天一样热闹,除了一众捧场的明星之外,新h社香江分社的周同志也罕见的出席了首映礼。
周同志今天来参加首映礼,一方面是为《豪门夜宴》站台,这部电影的票房收益可全都要捐往内地。
另一方面,也是转达几位领导对陶玉书的谢意。
「几位领导都听说了林太您在香江的所作所为,深受感动,赞许您是币帼英雄,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周同志今天的态度十分客气,客气中还夹杂着几分尊敬。
他的这种态度跟几位领导对陶玉书的高度评价有关,也出自于他个人对陶玉书的敬佩。
从亚运会捐款,到第一个响应浦东开发,再到这次为hd水灾募捐,陶玉书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她高尚的爱国情操。
「几位领导过奖了,我也只是发自本心,做了自己该做的事。」陶玉书语气谦和的说。
聊了一会儿,周同志又问陶玉书「你们家朝阳同志最近在家吧?」
「在呢,他上个月刚从美国回来,一直和我忙着募捐的事。」
周同志点了点头,「朝阳同志也是劳苦功高。」
陶玉书知道周同志既然提起了林朝阳,肯定是有事情,她主动开口问道「是有什么事?」
周同志沉吟着问道「我听说,朝阳同志在湾岛文学界很有影响力。」
心中猜度周同志问这话的目的,陶玉书答道「他的作品在湾岛还算受欢迎,影响力—————-应该算有一点吧。」
‘玉书同志谦虚了。前年我还未上任,但也听说了当时湾岛文化界为了邀请朝阳同志前去交流,还掀起了一阵大争论。」
「是有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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