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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六民』，并且认为农、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养的，为社会所需要。然后士是治人者，由别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所谓僧、道二民，则不从事农工商等经济活动，却需要农工商供养，实质上是一种过剩的人口……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从韩愈的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精英』执政的味道？

    为本阶级带盐么，人都要恰饭么，有什么问题？

    可是华夏真正想要强大，是能靠单一的阶层么？

    尤其是靠那些所谓『精英』阶层？

    天寒地冻的，水确实太凉了，但是头皮么，还是可以凉快一下，这矛盾么？

    什么才是『士』？

    那是『土』的变形啊！

    当然，也不是没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时的马端临，就是华夏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并论述了其重要经济意义的人。他表示，『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

    虽然说马端临之言，未必没有借题发挥，抒发心中郁闷之情，但也是华夏人口思想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进步，要数量，也要质量，否则那些整天不着调的说一些混账话的痴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么好作用？

    台下众人，虽然听闻斐潜说什么言者无罪，但是在当下明显是要以此论来正名的时候，跳出来和斐潜做对显然并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潜让众人畅所欲言，可依旧是沉默一片。

    斐潜看了看种劼。

    种劼轻轻咳嗽一声，然后拱手说道：『有百亩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国策之易也，足以养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仅足以养十五，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难逃饥馑之苦，甚或饿殍遍野是也。虽有田增之术，然术增之有限，人增之无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潜点了点头，『大祭酒所言甚是。』

    『单以农而论，田亩之数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亩产养骤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问，理当解之。』

    『那么，何人可解？』斐潜环视一周，温和笑道，『可是令农自解？亩产定数，口算岁增。故民匿生者，夭折婴孩，以免口算。』

    『故农之困顿，当士以解。』斐潜斩钉截铁的说道，『然今山东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税役而已。』

    大汉赋税粗糙，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到了后世，税收制度依旧不尽如人意。原本应该是起到社会调节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结果呢？越有钱的越是逃税避税，而越是没钱的，则是被各个环节当中转嫁的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

    比如大米立减国的感谢蓝莓税，税，切面包税，热汤税，雕刻南瓜税……

    至于其他国家么，嗯，咳咳……

    『为求赋税口算，必有严律。蠹吏上下其手，乡绅巧夺民脂。』斐潜说道，『非田不足以养人也，乃政不足生民也。故民怨横生，法令难行。下视上者鄙，上视下者贱，』

    『是故，山东之贼，驱民而死，以战而减口，此乃绝户之术也，如当下河东之难。』

    『常有闻大义之所谓，曰民之重也，然则待其政甚苛，岂非实视其如草芥乎？苟政失其道，民怨沸腾，国将不国。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今若有贼，以政之苛，害于百姓，是自绝于天子，自绝于大汉，自绝于天下也！』

    没错，斐潜不想要再用什么『清君侧，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义来进行战争，也不想要让自己和老曹同学的争斗，沦为诸侯和诸侯之间的勾心斗角，变成所谓的圈子竞争。

    在斐潜早期，喊一喊这些口号，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喊，如果说斐潜喊一个为什么服务的口号，说不得当场就吓摊一堆人……

    而在当下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斐潜需要提出一个和山东道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来，而类似于山东之辈喊的那些大义，斐潜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强用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虽然说对于春秋无义战，众人已经有了共识，但是不能说就知道『无义』，便去装出一副『大义』来挂在脸上。

    就像是斐潜所说的那样，如果单纯的将所有封建王朝的矛盾，都指向土地，显然是不对的。

    人和地，本身就是一个缠绕而生的共同体。

    因此人口问题，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独立的社会问题，而是与资源、环境、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相融合的复杂问题。

    人口不足或人口过剩，都会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

    一个国家应该有理想的人口密度和适度的人口规模，这种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是与本国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禀赋、知识技术应用水平、工农业的生产能力、民众抚养能力都相适应的，是属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

    既然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范畴，就自然需要一个适合的国家制度，去进行调节和干预的。

    一个死板的政策，动不动就是祖宗之法，显然不是什么好事。

    而在此之下，国家制度的优劣，律法的差异，就体现出来了。

    在大汉三四百年间，皇帝大臣难道不知道政令赋税律法等等有问题么？

    知道的，但是既然百姓还没到闹腾的地步，因此就没有必要去修正律法么，实在不行拉三公出来道个歉，说一声摩西挖开啊立马塞恩，也不就算是了事了么？

    确实，只要底层人民在可以活下去的时候，是绝对不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农民起义的。所以统治阶级的相对反应迟缓，是可以理解的，反正只要没到最后一步，统治阶级多半还觉得可以继续让百姓苦一苦，忍一忍。

    但华夏整体的社会发展的根本是由华夏广大的民众所推动的，而不是由野心家决定的。所谓的『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时势，就是民意，而民意来源于就是最底层民众最为渴望的那些事情，那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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