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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服务种类越来越繁多，量也越来越大，再加上统治阶级的需求日益增多，无论是朝廷的必要服务还是贵族的穷奢极欲，都让差役量大大增加，而农村的经济发展远远跟不上欲望膨胀的脚步，日趋减少的税收让劳役的对价越来越少，甚至到要求民众无偿服务。 
    随意、无休止地摊派劳役，造成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逃离本地，另谋出路。纵然明代规定不得随意离开户籍所在地，远行要出具路引一类的凭证，但也无法阻止百姓为了活命的逃亡。 
    人口减少，劳役依旧，那么留下来的人将负担得更多，这进一步加剧人口流失。逃避差役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承佃官田。官田虽然田赋颇重，但不必承担差役，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有投效到有差役优免特权的官宦人家，凭借主家的庇佑，逃脱差役之苦。总而言之，最终的一切都是有些田地的小民百姓承担。 
    对赋役进行改革，在明代中期便已经开始了，譬如均徭法、金花银以及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作为一种全国性的制度，代表了十六世纪统治阶级试图实现一种理想社会状态的一系列措施和行动：纷繁复杂的各种差役完全被取消，里甲制度不复存在，各种形式的人头税都并入到田赋之中。民众统一支付货币来履行纳税义务。 
    将赋税与差役分离，将差役摊入田赋之中，朝廷利用征收上来的赋税，支付货币或其他等价物来换取服务。这样一来，田多者，税多，田少者税少，无田者无税。 
    若有一技之长，能够为朝廷提供所需服务，便可赚到一份养家糊口的钱粮，而且还可以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成为一项赖以谋生的技能。如此一来，朝廷的服务都有专门的人员提供，服务的质量也能够得到保证。另外，朝廷所需的各项实物，都通过商品交易从市场上购买，虽然给了奸商谋利的机会，但是无疑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活跃了市场。 
    将差役摊入田赋之后，再将田赋货币化，转换成统一的货币，这样更便于转运。货币化之后，所消耗的运输成本可远远比实物要小得多，而且不必担心运输途中的损耗，从而减少了民众的缴税负担。货币赋税的征收，特别是白银征收，需要处理的问题便是火耗，即将碎银熔炼成银锭所损失的部分。 
    随着海外白银的不断流入，市场上流通的白银日益增多，为赋税的货币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是一条鞭法改革的理想，最终没有实现，受制于种种因素，各个地方的改革程度深浅不一，究其原因在于明代固有的财政结构不适应彻底的重组。在明代的政治体制下，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一个专门的中央机构来管理财政。虽然设立有户部尚书，但是他只是负责管理日常事务，执行既定的财政政策。对于收什么税、花多少钱，他无权决定，财政管理的大小事务若没有皇帝的同意，他根本无法行事。 
    虽然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人对财政的运行情况承担切实的责任，而朝廷中的各种人物，譬如给事中、御史、各部尚书、侍郎等，却都可以对财政情况提出意见，并由皇帝进行裁决。然而，这些人，包括皇帝，都没有财务方面的专长，对于财政的认识和管理，大多时候都是基于朴素的认知。 
    因此，尽管有人想到了很好的改革政策，但是缺乏系统的认识，对于可能涉及到各个方面没有全面顾及，导致出现不程度的混乱，甚至最终受到利益受损者的攻讦或诬告，被迫停止改革，进而丢官乃至失了性命。 
    此外，基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论，明代的财政制度并没有明确区分国家的收支与皇帝的个人收支的关系，所以皇帝或者宫廷的开销与朝廷的公共财政密切相关。大臣对于财政的意见，往往指责宫廷支出过多、赏赐过滥。然而，这样的抗议往往招致皇帝的反感，在辞职威胁、上天示警等手段用尽之后，朝臣也无计可施，财政制度依旧混乱如前。 
    总的来说，明代赋役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是财政制度，更涉及到政治体制问题，绝不是一蹴而就，设立一个机构、换几个官员能够的解决的，需从长远考虑。 
    想了这么多的东西，朱标觉得事情千头万绪，一时间不知从何处下手。不过他心里清楚，现在还不具备进行赋税改革的客观条件，自己手中的权力还不足以对抗利益集团，眼下最重要的是稳住朝廷的局面，再进一步实现高度集权。然而，挡在皇帝集权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丞相制度，如何名正言顺地收揽权力，是朱标今后一段时期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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