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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子俊对达延汗的评价很高的,的确是一代天娇,其领导能力,组织能力可谓一流,把一盘散沙状的蒙古各部落完成了统一,在完成统一蒙古诸部之前,达延汗一直把重心放在内部管理,对外采取相对柔和的态度,期间几乎没有组织过南侵明朝边境,这一点要肯定,还多次派人南下朝贡,积极与明朝搞好关系。正因如此,达延汗才完成了前任数位大汗都未能达成的壮举。这些年来,章子俊自收复东胜卫后,达延汗也没有进入河套内用兵,而是主动把一些部落撤到黄河北岸。
现在好了,误打误撞把达延汗的一家子,众多妃子及年幼的子孙给俘虏了,章子俊有点头大,这不在计划内啊。
此时的阿勒楚博罗特不管不顾了,就像一个没脑子的愣头青,直接领三万骑射汇集到了乌拉特,新忽热古城外五公里处,誓要夺回新忽热古城,无论死伤杀尽这一股“明军”,解救大汗金帐内的家人。
随即就遭到赶来的达延汗的阻拦,姜还是老的辣,达延汗作为谈判高手,什么风浪没见过,想想能把整个乱哄哄的蒙古众多部落统一了,碰到事就慌乱起来得不偿失。当然像这样的事,内心还是很慌乱的。可人家有脑子,懂策略有谋略,可不是一般人,要不然也不会座上大汗的宝座。
目前家人被人家拿捏在手中,只要头脑清醒一点,首先要做的就是谈判,解救家人啊,而不是像阿勒楚博罗特那样喊打喊杀。
晨雾中一人一骑,使臣装扮,缓慢地来到城门前,隔着护城壕沟大喊道:“要见首领”。这是达延汗派来的使臣,古代打仗时对使臣的规定主要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
使臣在古代交战双方之间扮演着重要的信息传递者角色,能够快速传达双方的意图和诉求,有助于谈判和决策,从而促进停战和解决战争。
不杀使臣可以保留双方的沟通渠道,避免因杀害使臣而导致的全面敌对,为未来的和谈留下余地。
使臣源于周朝,周武王明确规定两国交战期间不能杀害使臣,这一规定体现了对文明和礼仪的重视,使臣代表国家的形象和尊严,杀害使臣等于侮辱对方国家,不利于战争的解决。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不杀使臣成为各国心照不宣的习惯,并在后世得到沿用。比如:三国时期邓芝出使吴国时,吴王孙权设下陷阱,但邓芝凭借外交才华幸免于难。
使臣也是一个**险的职位,稍有不慎即丧命。东汉时期匈奴侵犯耿恭镇守的城池时,耿恭杀死匈奴的使臣,并将其首级悬挂城楼,以示抵抗到底的决心。
使臣身份尊贵,为国家间沟通的纽带,负责传递信息、进行谈判。杀害使臣即阻断最终协商途径,且使臣象征国家尊严,此举无异于公然侮辱他国。所以说保护使臣即是为自己预留退路。今日若杀其使臣,明日彼或报之,致双方使臣难通。届时沟通断绝,岂不是要争斗不休?
可是大明朝中的一些守备将领不知道其中的厉害,脑子一热就闯下大祸,就如现今的蒙古不断派使节至大同求通商,几次未果,直到第九次的嘉靖年间,不过此是后话,大同的官员却无故斩杀使节,激怒蒙古。此后,边境冲突频发,最终酿成大规模边境危机,可以说从正德时期直到整个嘉靖这几十年间,边境危机不断,死伤无数百姓。
当然这样的事随着章子俊的出现,历史不会重现了,不会重现也要引以为戒,事情发生在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汗率兵进犯大同,明廷总兵官张达和副总兵林椿皆战死。大同总兵仇鸾以重金贿赂俺答汗,得以保命。八月俺答汗移兵东去,十四日入古北口,在怀柔﹑顺义等地杀掠吏民无数,此后长驱直入到今日北京通县的孤山、乳口一带,直逼京师。京师内,上下莫不惶恐。此时京师禁军不过四五万,加上战具甲仗缺乏,根本无法与俺答汗大军抗衡。
嘉靖帝朱厚熜急令兵民以及四方应举武生参与守城,同时调地方兵马救援。讽刺的是,这些兵马来援后,又面临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能守城而不能出城迎敌,任由蒙古人在城外四处掠夺。此次,京师德胜门、安定门皆被毁,在昌平的皇帝陵也被骚扰。倘若不是俺答汗主动退兵,北京城有可能被一举攻陷。在围攻北京城时,俺答汗再次派出自己所掳的马房内官杨增持书入城求贡。为了让俺答汗退兵,明廷答应下来。后仇鸾又主动找上俺答汗之子,请求互市。
至此大同开市,俺答汗请求了九年未果,最后却以武力相逼而成功。明廷真应了那句“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俗语。而明廷派出组织开市的,就是最初与俺答汗接触的大同巡抚史道。之后明廷又相继在宣府、延宁开放马市。边地终于迎来了短暂的休战,可以享受互市带来的安宁与繁华。
对大明来说闭关锁国风险极高,海边,片板不的下海,随即倭寇横行。北方,极力封锁蒙古,最后蒙古不断南下劫掠,死伤惨重。这就是一个死扣,对蒙古互市会增强其势力和实力,不互市俺答汗不断进攻骚扰,差点攻破京城而亡国。
大明不与蒙古通商的主要原因在于明朝的防御策略和政治考量。明朝在北方建立了一整套防御体系,并采取封王、通贡、互市等手段来牵制蒙古各部。明朝边防的重点是对付北方蒙古势力的威胁。从洪武初年开始,太祖就着力经营北方,派重臣加以镇守,并且将自己能征善战的儿子分封在北方。明成祖朱棣更是考虑到蒙古各部的威胁,将国都迁移到北京,开创了“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统治新思路。
明朝在嘉靖年间拒绝了蒙古土默特部的互市贸易请求,主要原因是为了防止“土木之变”的重演。明世宗朱厚熜担心与蒙古通商会引发边境冲突,因此采取了保守的防御策略,限制与蒙古的贸易往来。然而,这种保守的策略导致了蒙古方面的强烈不满,最终引发了“庚戌之变”等事件。
那么为什么明朝不联合蒙古呢?要是联合在一起了,北面的军事压力不就变小了吗?何必大修边墙长城。首先,从历史渊源来说,蒙古帝国曾一统中原,建立了元朝。而明朝就是推翻了蒙古的元朝建立起来的,双方就有“你死我活”的天然矛盾。
明朝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朝代的崛起,同时也意味着与蒙古旧势力的分道扬镳。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与蒙古之间自然难以形成紧密的联合。其次,从政治立场来看,明朝作为中原的正统王朝,其政治目标在于巩固新政权、恢复汉家天下。而蒙古则长期游离于中原政权之外,其政治诉求与明朝大相径庭。因此,在政治上,明朝与蒙古难以找到共同的立场和利益契合点,自然也就难以形成联合。
再者,从军事角度来看,明朝初建之时,蒙古势力尚存,对明朝构成了不小的威胁。为了保障边疆安宁和国家安全,明朝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来应对蒙古的侵扰。这种军事对峙的局面,也进一步加剧了明朝与蒙古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联合变得更为困难。
就此,在明朝这几百年中,就是没有一个人去想联合蒙古这样的事。在边疆政策中,着重就是防御蒙古的军事部署,不对蒙古进行贸易往来和经济交流。如果谁去做,就是通敌叛国。
其实随着元朝的衰败,蒙古内部也陷入了分裂与混乱。早就不是当初的那个元朝了,在太祖时期还好说,因为是敌国,双方只有打杀,可是过了一百多年后,明朝对待蒙古还是沿用着太祖时期的策略,显然是不当的。直到最后爆发了“庚戌之变”。
蒙古花了十几年,发动无数大小战争,死伤无计,只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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