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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谅不说好，但是另外三王却都是初来乍到的人，且都没有和世家门阀、地方豪强有关系，自然不会向土地兼并者妥协。

    同时杨坚又任命蔡王杨智积为扬州刺史、大总管、扬州监察御史，让他去对付南方士族和豪族。任命道王杨静为青州刺史、大总管、青州监察御史，让他去只要四个的州青州历练。

    当朝廷的正式公文、杨坚和杨广的私人信函传到甘州时，杨集对于杨坚大肆任命亲王之举，颇有些哭笑不得之感。

    别的政策利国利民，且先不说，关键是杨坚重用几大亲王的政策令他不知怎么说才好，感觉杨坚这种行径，是吸取前朝教训之手笔。

    早在曹魏时期，曹操临终遗命曹丕不得加害兄弟，还要重用兄弟们，但曹丕却削去了兄弟们权力，派往封地以后，都受到严密监视。

    曹丕这个政策虽然是吸取了汉朝诸侯国作乱的教训，可是却导致宗亲势单力薄，无力阻止外臣夺权。所以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时，曹氏宗室虽然有心恢复曹家江山，但却无能为力。

    司马家吸取了曹家教训，于是司马炎称帝后，大肆分封，给予宗室子弟相当大的权利，最后却引发八王之乱，以至于中原内乱、诸胡入华。

    到了北周时期，周宣帝宇文贇又吸取司马家的教训，干掉了宇文宪等有能力的宗亲，最终使杨坚轻松夺了宇文家的江山。

    至于杨坚，显然是在吸取曹氏、宇文氏的教训，他对兄弟、子侄相当信任，纷纷委以重任，只不过杨瓒、杨爽没让他失望，他的儿子杨俊、杨秀、杨谅显然都让他失望了。

    而史上的杨广似乎吸取了司马氏的教训。

    要说史上的隋朝灭亡得如此之快，跟隋朝的宗室制度确实也是有关系。杨广因为争嫡上位，又遇到杨谅叛乱，于是对宗室子弟十分提防。

    他把亲兄弟、亲儿子集中在京城当猪养，堂兄弟一律流放偏远之乡，别说是有人可以分封建国了，甚至连外出为官都不可能，仅能在地方为官的杨智积、杨庆也都是挂点虚爵虚衔，毫无权力，因此天下一乱，隋朝没有一个统兵握权的宗亲站出来。

    再有黄袍加身的赵匡胤，由于担心他人效仿，于是削弱武将权利，以至于两宋武人地位低下、一直饱受外族欺压。

    吸取史上教训无疑是好的，但凡事过犹不及，矫枉过正反而会引发更大祸患。

    杨集也不知杨广以后会不会变成史上那般，但是从目前来看，他对宗亲的态度其实和杨坚一样，只不过他和杨坚的纯粹的信任似乎大不同，与其说他是信任堂兄弟，倒不如说他对自身能力、实力、魅力、威望充满了迷之自信。但这样自恋，比单纯的信任似乎更加保险一些，因为他始终目光朝天，不当弱小的堂兄弟是敌人。

    ……

    时间渐渐转入冬天，天气冷了起来。冬天本来是一年之中休养生息、吐故纳新的时节，可是凉州官方却在疯狂运转，不止是杨集、总管府，便是十一州各级官员，都像是装了发条的机器。

    均田制政令的推广，且不说下方各级官员没有阳奉阴违，但如何合理分配田地、有功将士如何奖励都要考虑到，更何况这里是凉州，有着大隋王朝最复杂的民族问题，又怎么可能没有阳奉阴违的现象？又怎么可能没有土地兼并之事？

    仅仅只是一个多月时间，光是刑曹查出来的营私舞弊、官绅勾结案件就有一百多起，这其中尽皆与土地兼并有关，而被斩首的官员更是有几十个，倒不是杨集好杀，而是杨坚和杨广在私人信函中明确表态要从严治吏，尤其是涉及到土地兼并这个根本问题的官员，只要手中证据充足，尽管杀无赦。

    他们父子的态度十分明显，就是把凉州当成大隋官制和军制试验田、民生吏治的好榜样，这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世家门阀、又和京城重地邻近，无疑是杀鸡儆猴的天选之地。

    既然皇帝、未来皇帝抱以期望，自己和百姓又全都痛恨这些贪官污吏，那么杀之又有何妨？

    固然得罪了这些官员背后的势力，但是他已经得罪了关陇贵族三大派、山东卢崔郑王，多恨一点点也无所谓了。

    况且换回来的是一个个州、一个个县的民望。

    这笔买卖值不值？依照目前民间的口碑来看，杀贪官污吏无疑是正确的。

    如是一来，倍受鼓舞的杨集又有了折腾之心。

    折腾的方向还是与土地关系，不是却是税制。

    “前些时日，大总管说要在庭州施行摊丁入亩制度，卑职对此还是有些不懂。”

    总管府中，民曹杨善会有些疑惑、有些苦恼的问道。

    每次面对杨集的时候，杨善会都有一些挫败感，自己引以为傲智慧总是杨集不经意的一个想法、甚至是一个词汇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几乎跟不上他的思路。

    就比如这个将在伊州、庭州施行的“摊丁入亩”，民曹杨善会、吏曹虞世南、刑曹萧瑀、礼曹韦云起、工曹王琮、宋正本、郝瑗等等时代精英全都没有搞懂。

    杨集耐心的向众属下解释了起来：“望文生义，摊丁入亩就是庸、调并入田租之中…‘摊丁入亩’更加公平合理，一是卸下穷人的沉重负担，缓和朝廷和百姓、富人和穷人阶级的矛盾冲突；二是租庸调合三为一，减轻收税的繁琐程序，节省收税官吏收税时间；三是按照朝廷划定的九等田地的标准来收税，根除收税官员私吞公款公粮的机会；四是庸调并入田地，收税对象从人变成了田地，意味着田多、要交的税收也多，从而减缓土地兼并的进程……最终达到”

    历朝历代税赋除了地税之外，还有俗称人头税的“调”，可是到了王朝末期和另一个王朝兴起之时，土地兼并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流动，不少人丁聚而复逃。

    要是遇到家有五口人却无一分地的人家，你冲他收“调”，这不是要人命、逼人造反么？而世家门阀坐拥万顷良田，可是只须交纳几十号人的“调”，有的甚至不用交，两两相比，明显会引起社会矛盾。

    可是“调”这一项，却又是税赋中的大头，历朝历代不舍得砍。于是张居正一条鞭法执行到了后期时，又提出了“丈地计赋，丁随田定”的政策，即是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以期通过多种税赋合一的办法来消除前弊。毕竟土地是完整的、稳定的东西，而人口却是变动的，因此以田定役或摊丁入亩比之前任何收税方式都要稳妥适用、合情合理。

    而且这种方式不仅使得税赋更公平、收税更容易、减少税官贪没机会，还能使失去土地百姓解除沉重负担。同时把各种杂税计入田租以后，使百姓获得更大的人身自由，农闲时节可以离开田地，到其他地方去务工补贴家用，从而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

    关键是世家门阀拥有数之不尽的奴仆，使得本该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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