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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华人中,信仰佛教非常普遍,华文学校常常是和佛寺伴生的。
缅人、掸人等的佛教信仰氛围更是浓郁,但在有威望的佛寺中,也有藏匿药品的事。
我在大其力期间,曾经发生过一起当地很有威望的人被暗杀的事件。
他做药品生意,但也有合法产业,他帮助做采矿生意的国人协调与当地的海翅子、穿制服的、以及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和村民间的关系,出资建学校、修寺庙等等。
在他死讯传闻下,很多人评价,“这么好的大善人怎么被枪杀了”。
从而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成为地方强人,他既要有足够多的财富,但同时他也需要在文化层面上获得民众认可,以构建权威。
而在当地边境地区,快速积累财富的方式往往与不合法经济紧密相连。
大其力的生存法则如此。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中生存,人们总在寻求建立“庇护关系”。
我依附于你、为你做事、支撑你的权威,你保障我和家人能生存下去。无论是黑白生意,在当地都讲究“跟对老板”,跟到一个好老板生活就算是有了较好的保障。
还记得转行做导游的张哥,后来他回到了大其力,跟了一个做药品生意的老板。
老板给他买了一块地、建了新房,几个月前他和家人从狭窄的出租屋搬进了宽敞的两层小洋楼。
我曾问过他的妻子是否担心自己丈夫的安危,她只苦笑:“担心是担心啊,但是他不太会、也不想做其他的,没办法。”
一次她说,她生产时,交不起住院费,幸亏她丈夫“跑了一趟”赚了几万泰铢,她才得以顺利生产。这样的故事总让我五味杂陈。
在大其力,有不少人坚定地与药品经济、赌博经济等划清界限,也有人在道德挣扎中选择离开赌毒行业。
在这里我认识了不少人,他们身边做过电诈的几位朋友主动离开了,因为不想骗人。
当然,这两年国内打击力度很大,他们挣钱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那时候我听路北说过,当初果敢赌场的管理人员,因身体抱恙需要做手术。
他可以就近去回国治疗,但他坚持要去台北。
他说,从他进赌场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去不了大陆了。他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情在某个社会是不被允许的。
有一次黄家人中做大米生意,他每个月要去给北掸邦送军粮。
出于对民族地方武装大本营的好奇心,我跟着他去了一趟。途中经过一个“瘾君子村”歇脚时,黄家人从村中朋友那儿拿了一小瓶一号给我“见世面”,当时我就吓了一跳。
惊吓过后,原先多少有过的猎奇心转变成了一种失落与愧疚。
对我而言,当地的许多经历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或者仅仅是多了些茶余饭后的谈资。但对我面对的这些人而言,这是他们真正的生活。
有一次一个叫杨哥总在来鲁家送猪肉时顺便打几把牌,打牌时还时常拿我来打趣。
后来我听说杨哥死了,是被误杀的。
一群小年轻去找人寻仇,杨哥恰巧驾车经过,小年轻以为杨哥是对方派来的杀手,慌乱中向他的车开了七枪。
这是一个意外,但发生在当地就成了不太意外的“意外”。
小年轻们遇到自认为的不公,几乎不会想到寻求法律帮助,也难以寻找道德权威主持正义。
在一个人们难以获得合理裁量的社会里,恐吓、报复、寻仇成为了寻求公平、疏解愤恨的方式。
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小年轻看到旁边经过的车辆,才会第一反应是仇家派了杀手。
后来,,没有人再主动提起杨哥,这仿佛成为了一种默契。我主动问起的时候,有的人说“可怜得很”,也有人说,“人家把这里叫作金三角,人死了就是死了,有什么办法呢?”
最初对大其力的新奇感早已在走近它的过程中逐渐褪去,在努力以理解去探索这个社会的运行机制的过程中,让我惊讶的时刻越来越少,倒是越来越能在分散的事物中找到联系了。
不过,我依然总是被一种巨大的失落感笼罩着。田野调查中有太多碎片化的、不确定的信息。
后来,我从黄家人的嘴里听到了金三角这个地区,而且这里是距离金三角最近的地方。
黄家人说金三角是如此混沌、复杂,没有人能帮我做判断。
我也不知道如何对没有到过大其力的人讲述,因为那很有可能落入“金三角危险吗”的反复追问中。我期待能尽快再回到金三角去,带着更多的线索与疑问去。
当地的非法产业与当地的上面生态休戚相关。
持续数十年的内战,上面与少数民族武装势力的纷争此起彼伏,非法经济也层出不穷、难以遏制。
在大其力,除了缅军,还有佤邦军、掸人民兵、拉祜民兵、阿卡民兵等,不同地方势力有各自的地块,并涉及不同生意。
那些年当地发生事变后,大其力的药品生意再次繁荣起来,电诈园区“遍地开花”,一些大型园区的运转与地方势力的庇护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电诈园区比药品更让本地人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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