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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朝的税收制度，即租庸调制。
    租，是田租，即每年定期缴纳定量的谷物。
    调，是人头税，即交纳定量的绢或布。
    庸，是纳绢代役，即服徭役期间，可以用绢或布来代替。
    老文帝上台后，采取轻徭薄赋政策。
    比如，规定丁男五十岁免役收庸，允许交布帛以替代力役。社仓税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小广皇帝即位后，继续出台政策减轻赋役。
    例如，免除妇人奴婢的课税，把男子成丁年龄提高到二十二岁，等等。
    这些制度，即充分考虑民生，又兼顾效率与公平。
    就连前世的大唐也是照搬全抄，成为忠实的继承者。
    况且，纵观唐朝，其赋税是一个逐渐加码的过程，整体上可比隋朝重多了。
    纵观大隋，这时期的赋税政策严格规范、明确清晰、一以贯之、持续减税。
    如此，便有苏轼的评价：
    “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禀府库之盛，莫如隋”。
    那既然如此，大隋怎能发生风起云涌的造反浪潮呢？
    根本原因，在高“大”上。
    广皇帝这个人，你绝对不能认为他无能、无才、无脑！
    相比他老爹文皇帝，广皇帝不仅文采非凡，而且胸怀远大，是个天生干大事儿的人。
    他的所有行为，人们必须开足脑洞，尽量往大上面靠。
    首先，是大一统。
    他要求自己的地盘要大。
    他用自己的大军，最大化扩大版图，周围所有不服大隋为中原之国者，就是用大拳头都让他清醒。
    这时候，东西南北，都让他打了个遍，也基本上都打趴下、打服了。
    这样，大隋的地盘空前的大。
    周边各国，都成了大隋的附属国。
    包括后来不断嘚瑟的高句丽，至少在广皇帝远征高句丽之前，高大元在明面上还是承认大隋朝的尊主国之位。
    所谓“粪土臣元”，可不是随便乱说的。
    其次，就是大建。
    有钱了，国库充盈了，就得想办法花。
    拉动内需，刺激经济持续增长。
    于是，文皇帝和广皇帝，都开始大搞基建、大造宫观、大凿运河、大修长城、大搞欢庆、大阅四方……
    而这大建之下，是大规模、大频率使用人力，动辄十数万，最至上百万。
    再此之下，是府库中的金山、银山、粮山、布山、绸山……像大水一样泼了出去。
    可还是多得花不完！
    一句话，凡隋之事，总是贪大求全。
    说白了，就是大搞面子工程、样子工程、形式主义。
    这样做的危害之一，就是劳民。
    大建、大战，的确有助于搞活产业链经济，但劳力都被征去搞大建大战了，土地上没人了，市场上没人了，怎么让经济活跃起来？
    这种滥用民力的直接恶果，就是赖以支撑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的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人们，都疲于应付沉重的劳役、兵役。
    这自然就让正常的生产、生活难以为继。
    欠税、逃税、抗税，成为一种现实的必然。
    这时候，施行政令的官吏们依然故我，教条地遵循律令照旧对违法者严格处置。
    违法，护法，抗法。
    政令开始与现实脱节，官府开始与民户对立。
    社会矛盾，加剧了！
    翟让，三十多岁，红脸膛，总是带着一副笑嘻嘻的和善面孔。
    他，是滑州白马县人氏。
    白马县，因地处韦氏之国,所以也叫韦城。
    可翟让并没有在自己的家乡公干，而是在距离家乡东百五十里的东郡衙门里干法曹。
    法曹是个什么职位？
    就是县里的法官和公安的合体。
    按照大隋属官职责的说明，这翟法曹的工作范围还比较广。
    具体包括，负责一县的司法，参与一县的军事行动，主持一县的案件审理、施行法律落实。
    同时，还得督查一县的盗贼治安，掌知全县的贪赃、纳贿、罚没的事情。
    官职不大，但地位相当关键、重要。
    翟让的身手不错，自幼习武，擅使长枪和弓箭。
    但他这个人，很少恃强凌弱，倒是表现得忠厚、耿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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