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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犯罪，尤其是贪污行为的判决并不是以严刑峻法一以贯之的，而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洪武开国时期，之所以对待官吏犯罪持有的态度是乱世用重典，就是因为元朝法纪太宽泛，吏治太烂，所以老朱在位期间，不仅制定了対官吏惩治严厉的《大明律》，还又搞了一套《大诰》。
    嗯，别人是法外开恩，老朱是法外加刑。
    到了洪武末年，老朱为了后世的大明皇帝仍然能够继续推行重典治吏的政策，将大诰当中的许多内容规定到了法律当中，洪武三十年的时候，当《大明律》修改版正式颁布天下的同时，朱元璋选择了《大诰》中的三十六条重要条目编纂为《钦定律诰》，附载于《大明律》后，统称为《大明律诰》。
    属于法外加刑再加刑了
    但是在姜星火前世的历史上，随着明朝中叶《问刑条例》的问世和几次修订，从法律上讲，虽然《大明律》的判决依旧是最高标准，但实际操作层面，对官吏犯罪的惩治逐渐从法外加刑开始逐渐减轻。
    “至于定期修改天宪，便是将《大明律》的地位抬高到天宪上去，而《大诰》和其他案例补充法则定性为例法若是有顾虑也不妨加些限制，譬如天宪每隔若干年修改一次，一次最多只能修改几条等等。”
    天宪，本就指朝廷最高法令，通常所谓“口含天宪”，指的便是皇帝说话就是法律。
    而如此一来，《大明律》高高在上，拥有最高优先级的法律地位，但可根据时代的进步定期修改；《大诰》和其他案例补充法作为例法，则是次一级的法律解释，同时可以不断地补充司法实践。
    当然了，在封建时代，任何制度设计，哪怕是开国皇帝亲自定的制度，后面能不能好好维持下去，也是要打个问号的。
    但无论如何，有更好的制度设计，总是比没有要好的。
    朱棣陷入了纠结。
    要搞钱，不动盐法、茶法这些，肯定是不行的，这些都是搞钱的大头。
    但只要动，就必然涉及到《大明律》的问题，这些都是白纸黑字写在大明律上的东西。
    不过，不光是朱棣想修改《大明律》，其实官员们也想修改，比如《大明律》赋予了百姓对官员的监督权，规定如果地方官员倚仗权势欺压百姓，民众可以把官员捆绑赴京陈诉，虽然这种事情，只发生在朱元璋时代，后来也确实没有另一个朱元璋给百姓做主了，这条法律规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但毕竟是让官员们很不爽的规定。
    堂下何人，胆敢状告本官？还想押解本官赴京，你吃了熊心豹子胆？
    当然了，恐怕不论是姜星火还是朱棣，对于这一条，应该都是想留着的.
    但不管怎么说，《大明律》颁行后，朱元璋曾下诏“令子孙守之，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
    毕竟是老朱的祖训，朱棣如果光是实际行动违背，他是不在乎的，但是要他下圣旨修改《大明律》，始终还是有一部分顾虑的。
    到了这步，姜星火啥都没说，他就这么静静地欣赏着奉天殿里朱元璋的画像。
    值得一提是，他发现确实跟后世网络上流传甚广的鞋拔子脸那幅完全不一样。
    嗯，想想也是嘛，老朱家都长得差不多，只要皇帝画像一到中年，就是黑胖子或者白胖子，胡子多就有威严，没胡子也显得养尊处优。
    朱棣这种狠人，当然不是做事情犹犹豫豫的，只是不需要快速决断，才开始考虑的多一些，若是战场上，生死之间，哪还顾得了那么多。
    看着老朱的画像。
    “干了！”朱棣心一横，自己心中嘀咕一句。
    反正要真下了阴曹地府，老朱也不会原谅他，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他跟老朱对着干不差这一件事了。
    “便按国师这个想法来做吧，不过这几日还是要等舆论讨论一番，顺便让纪纲找找机会擒拿那些暴昭余党，这些人还在上蹿下跳，在朝中串联，意图挑起对立，委实让朕心烦不已。”
    朱棣继续道：“等三法司会审的时候，国师也列席吧，作为.朕的钦差。”
    姜星火眉头一挑，应声道：
    “陛下圣明。”
    妈的，大吸血虫真是逮到人好用就往死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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