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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徽殿中，太后刘娥内宫的屏风墙壁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这次交上来的朝中诸臣亲族故旧的名单。

    历朝历代，朝臣们相互勾结营私舞弊的情况从来不绝，将自己的七亲八戚塞满朝堂，不但有才之士不得晋升，且私党横行，不易操纵朝纲。这原是自五代时就遗留下来的弊端，不能掌握好这些，便难以肃清朝纲，掌握动向。

    太祖杯酒释兵权之时，为安抚众将，原有对诸开国大臣们的亲属进行推恩封赏，以防这些人受身边亲属所惑，而有不利举动。等得这批开国老臣们一一谢世，此后的官员原没这般开国之功，自然封赏也少。而此番诸大臣以为太后在先帝死后推恩厚赐，便纷纷将自己的亲族故旧名单呈上，还唯恐写得少了。

    刘娥名单在手，挑了少数推恩赏赐掩人耳目，从此之后，这一幅百官亲属图，留在太后的内殿之中。遇上有人事升迁的奏折，便拿着先在屏风上的姓名先核对以后，若是屏风上没有的，便批准下来；若是屏风上有的，则要先查一查是否有勾结舞弊，顺藤摸瓜。

    不久，刘娥再升张知白为枢密副使，朝中形成以王曾、吕夷简、鲁宗道、张知白这四人为首的局势。

    吕夷简是故相吕蒙正的侄子，本朝以来三次入相的，只有赵普和吕蒙正，吕蒙正临死前，向真宗推荐侄子吕夷简道：“诸子无用，唯侄夷简能大用。”吕夷简知滨州时，上表求罢农具之税，朝廷颁行全国之后，天下耕农无不欢欣，实是一项德政。他出任开封府时，又再度上表，为建造宫观的匠人请求免役，请求将停止冬运木材而改为春天运送，以减少伤亡。真宗甚为赞许，夸他有为国爱民之心，将他的名字写在屏风之上，准备重用。

    鲁宗道则以忠直而闻名，一次真宗有急事召他入宫，谁知道鲁宗道与友人到酒馆饮酒去了，使者在他家等了很久，鲁宗道才喝完酒回来。那使者也是素来敬他，因此悄悄地对他说：“大人来迟，让官家了很久，你得找个理由说明，免得官家责怪。”鲁宗道却说：“我自当以实言相告。”使者大吃一惊：“为臣者饮酒而让官家坐等，这种实话说出来可是要被治罪的。”鲁宗道坦然说：“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那使者进宫，真宗果然问他为何去了这么久，那使臣便把鲁宗道的话全部禀告真宗。真宗大笑，叫进鲁宗道问他何以跑到街市上饮酒而不在家里招待，鲁宗道说：“我老家来了乡亲，因为家中酒具不齐全，因此到酒肆里喝着还痛快些！”真宗喜他憨直，在壁上写下“鲁直”二字，以作提醒。后来对刘娥道：“为君王者，不怕臣子脾气坏，就怕臣子们藏奸，鲁宗道性情梗直，倒可大用。”

    张知白的资历比王曾还老，历任工部侍郎、刑部侍郎、兵部侍郎、龙图阁待制、礼仪院判、参知政事等职，熟悉六部事务，为人无私。他曾因反对王钦若而愤然辞职，丁谓后与王钦若不和，王钦若降司南京时，也故意让张知白出任南京留守，位居王钦若之上，用来折辱王钦若。谁知道张知白到了南京，却对王钦若并不报复，反而甚为客气，却又得罪了丁谓而遭贬。此番刘娥流放丁谓，又重新起用了他。

    这四人中，王曾身为宰相，善能在刘娥与群臣之间调和、张知白精通政务、吕夷简灵活精明、鲁宗道尽忠耿直，恰为互补，刘娥便在王曾、吕夷简、鲁宗道、张知白这四大名臣的辅佐之下，在国内颁行新政。

    真宗晚期，因为崇信神仙祥瑞之术，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等人。除王钦若丁谓等已经失势外，自真宗死后刘娥对于这种神仙之说本不甚信，如今又觉得神仙之说并不能为真宗延寿，因此在下葬真宗时，也把当日供奉的天书等祥瑞之物与真宗一起陪葬，其余几人也就此失宠，无可为祸。

    四臣既立，王曾似看到了希望，于是向刘娥上了一封奏章，请求让当初被丁谓流放到雷州的寇准回京。不想奏折上到禁中，刘娥传下旨来，却仅升寇准为衡州司马，并未召回。

    王曾颇有些不安，原以为流放了丁谓，刘娥必会起用寇准这样的老臣来镇住朝廷，谁知道寇准虽然免罪提升，却并未召他回京。心里着实有些拿不定主意。这日便在府中荷花池旁，相请钱惟演来品茗赏花，实则打听虚实。

    山陵完工之后，冯拯便升为昭文馆大学士，不过用了个虚衔让他养老罢了。枢密使仍是钱惟演，掌握军机。

    天威难测，刘娥的心思，能知道一二的，或则只有钱惟演了。王曾本想设宴请钱惟演过来饮酒，钱惟演却带话过来说：“酒宴免了，知道王相这里有上好的龙凤团茶，可否请他喝得一杯。”

    于是，王曾与钱惟演此刻就在荷花池边的水榭里，品茶赏花。

    茶也品了，花也赏了，诗也评了，到得最后王曾闲闲地把话题带到了这件事上：“太后实行新政，朝中颇需要有威望的老臣坐镇，老夫曾上过一封奏折，请求让寇莱公回京，可是折子上去后，却不见回复。老夫想要请教钱大人，这道折子是否上错了。”

    钱惟演也听得近来朝中，颇有人谈及让寇准回京之事，王曾身为百官之首，王曾安自然百官安。因此这次特地赴王曾之约，也是有意要与王曾分析局势，也绝了朝中的争议。此时听得王曾之言，微微一笑道：“寇公为人忠直，有功于国，王相便是不说，下官也有此意。王相的心意没错，建议也没有错，只是时机错了。”

    王曾轻品了一口茶，只觉得茶水隐隐有苦味，放下茶杯，不解地问道：“时机错了？”

    钱惟演笑道：“寇公的才能、寇公的威望、寇公的为人，太后又怎么会看不到、想不到呢！治天下者，必有胸怀天下的广阔，寇公当年是被周怀政、丁谓所误，太后亦不会计较旧日之事。起用寇公，亦是在太后的计划之内……”

    王曾微笑道：“太后乃女中豪杰，天下共仰。”

    钱惟演轻啜了一小口茶，慢慢饮下，缓缓地道：“只是时机不到啊！新帝继位，寡母幼子，朝局不稳，权臣欺主。太后流放丁谓，推行新政，朝局才刚刚稳定下来，容不介任何风吹草动啊！寇公的性子，你我都是知道的，当日在先帝面前，尚是不驯服的，他要回京，若再与太后有什么意见不一，对朝政说三道四，岂不叫百官心思不一，反而弄巧成拙。这样的话，他的威望越大，能力越大，危害也就越大！”

    王曾忙道：“寇准自雷州赴任以来，早已经静心改过，怎敢重蹈覆辙，钱大人尽可放心，向太后美言。”

    钱惟演笑道：“问题是你我相信是没有用的，如今朝政刚刚稳定下来，太后的权威只是刚刚得到建立，众臣对太后的忠诚也还刚刚开始。太后的新政如果婴儿一般脆弱，她不会为一个寇准而冒着让朝政不稳的危险，你我执掌中枢，更不可以想不到这点来。”他将身子前倾，靠近王曾语重心长地道：“况且寇公的性情，谁敢说拿得定。想当年请寇公回京的是丁谓，以丁谓之能，自以为拿得定寇公，结果到后来流放寇公一心要置他于死地的也是丁谓，难道这种事还得再来第二回吗？如今朝政未稳，如果寇公回京，有什么不合时宜的言语，又被奸人利用，岂不糟糕？像丁谓对太后亦曾立下大功，为了稳定局势杀鸡儆猴，太后也得把他流放到崖州以敬效尢。寇公已经到了雷州了，下次再出点什么事，崖州之外可更无州了。王相，您这样一心要寇公回京，是为着爱惜寇公呢，还是为着要往刀底下送寇公呢？”

    王曾听到最后一句话时，已是冷汗潸然而下，忽然站起来向着钱惟演行了一礼：“多谢钱大人指教，王曾真是糊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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