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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4月。
    
    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抵达上海，做为一个中国通，汉学迷，他想要看看那是否是他“梦中的古典”国度。
    
    餐馆、茶馆、戏园、酒宴、舞会，赌桌、风月场。
    
    妓女出局、马车飞驶、飞车拥丽……在见识了沪上的一切后，两个多月后回国，村松梢风提笔写下了一篇关于沪上的著作。
    
    在文集的序言里，他写道：“我晕眩于它的华美，腐烂于它的淫荡，在放纵中失魂落魄。我彻底沉溺在所有这些恶魔般的生活中。于是，欢乐、惊奇、悲伤，我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激动……”
    
    当后世学者回顾整个二十世纪初期，呐喊与彷徨共生，革命与绥靖并存、天使与恶魔互相殊死角力，时局波谲云诡，大师群星璀璨的文艺界，那些众多代表性的名字之时。
    
    人们一定会记得鲁迅，会提起高尔基，会想起卡夫卡。
    
    会对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女性写作津津乐道，甚至会对汉斯·萨克斯的诗歌在二战德国文宣机器中起到的作用而争论不休。
    
    但已经很少会有人再提到村松梢风的名字。
    
    他的一生的经历，都逃不过“二流”四个的概括。二流小地主的出身，那個年代日本文化界能出头的人都不穷，却和太宰治这种超级富二代或者三岛由纪夫这种初恋甚至是后来的平成皇后的华族贵公子没有任何可比性。
    
    成就不高不低，思想称不上好，写过以川岛芳子为原形的畅销，却又坏的不彻底，甚至他本人也被疯狂的日军军宣机器，列入了军国主义者大肆挞伐的对项。
    
    二流作家在过着二流的人生。
    
    哪怕在同时代的日本本土，也有大正年代的芥川龙之芥，稍晚些的川端康成这种讨论度远比他要高的多的文化显学。
    
    人们已经几乎忘记了“村松梢风”是谁。
    
    不过，
    
    至少在很多很多年里，人们会一直都记得，他在写给出版社的信里，对沪上这座城市的新奇概括——魔都。
    
    既为魔都，并非魔鬼之都，而是魔幻之都。
    
    人人皆是两张面，事事皆是两张皮。
    
    有人明哭实笑，有人明笑实哭。
    
    有人嘴上喊着“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却私下里做了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有人大字不识，一言不发，就那么沉默的扛着枪走向战场，然后沉默的死在战场，成了无名的白骨。
    
    老人只觉得很悲凉，很羞愧。
    
    高等洋人，低等洋人，高等华人，低等华人……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割裂，迷幻而不真实，似乎连卖洋布的店铺，都觉得自己比卖土布的小贩，来得高人一等。
    
    真讽刺。
    
    可他这样的士大夫，老文人，画坛圣手，不一样是这个割裂社会的一环么？
    
    喊救亡图存，从清朝喊到民国。
    
    爱国么？
    
    当然爱。
    
    但当一个沾满污泥的可怜老女人跑过来拉他的袖子的时候，第一反应依然是厌恶和想要呕吐，是想要把她赶开。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
    
    两百年前孔尚任对于南明空谈士人的讽刺，至今想来，仍然让老人觉得心底发寒。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你的老师这一生，最多最多，不过就是做到了前面的三个字，开眼观了世界，通了人情世故，节律技法也做的马马虎虎。这三点你都没有在画上表现出来，所以你的表现我不满意。但你做到了‘菩萨’两个字，所以，你要比我强。”
    
    “强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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