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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尊，县衙事繁多，又是半年之前的事，已是记不得。孙娘，你报过官还是没报过官，自己没谱吗？”

    孙娘头更低了，声音微弱：“草民不曾报官。”

    “当真？”

    “当真……”

    顾正臣盯着瑟瑟发抖的孙娘，开口道：“既然不曾报官，那就补上吧。说说，孙二口是何时何地失踪，你又如何知其失踪，可有线索？”

    县丞刘伯钦看向顾正臣，提醒道：“县尊，今日审理的是孙娘掘坟一案，不是孙二口失踪一案，何况按照规矩，无状纸不给受理。”

    顾正臣冷眼看去，毫不退让地说：“孙娘掘坟一案，有众多疑点，存在案中案，只需行一状纸。若县丞认为这样还不够，那就由本官替她写一份状纸如何？”

    刘伯钦脸颊上的肉微微抖动，不再说话。

    顾正臣看向孙娘：“说吧，你不说，没人能找回你儿子，说出来，至少还有一线希望！”

    孙娘听闻，连忙哭诉。

    洪武六年三月二日，孙二口刚满十八。

    四日半夜，孙娘染病。

    孙二口去贺庄请郭宁大夫，郭大夫登门诊治，给开了药方，命孙二口按方抓药。

    当夜，孙二口一去不返。

    孙娘见儿子迟迟不归，担忧不已，拖着病躯找寻，却只在移风乡与孝义乡界河桥上，找到了三包中药。

    而孙二口，至此失踪，生死不明。

    顾正臣想象着当时，询问：“河中下游可有人找寻过？”

    孙娘擦了擦眼泪：“当夜晚间，就有里长、耆老找来乡亲帮寻，沿河走出五里不见人影。当时刚入夏，河水并不深，也不急。”

    顾正臣敲了敲桌子，沉声说：“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失踪，这件事确有疑点。刘县丞、赵主簿、陈典史，你们以为如何？”

    “但凭县尊差遣。”

    刘伯钦三人同声。

    顾正臣也不再多说，从桌案的一个签筒里取出一根四指宽，长一尺的木牌，提起毛笔写下：

    计开：提审贺庄郭杰、郭宁、郭梁。

    牌出：句容县衙。

    洪武六年九月三日给。

    定限本月五日回销。

    书写完毕，顾正臣拿出知县官印，压了红泥，重重按在木牌之上，看向班头徐霖：“让这三人明日到县衙。”

    徐霖接过信牌，领命退至一旁。

    明代县衙传人，并非说一句话，安排个衙役就能去提人，必须有信牌。

    类似于后世执法，你得有证件。

    在汉代时，使用驿传时，有“持尺五寸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的说法。

    唐时，乘驿者给银牌，但也出现了“木制符信”。

    宋代初期，乘驿者开始将银牌普及为木牌，估计也是为了节约成本……

    大明开国，朝廷上下堪称困顿。

    老朱自己都不舍得用纯金，多用镀铜器物，更不可能给天下府州县普及铜牌，还是木牌好，制作简单，价格低廉，别管是驿传还是府县，统统都用……

    这种木质信牌，作用是“临民公务”，规矩是“遣牌下乡”。

    衙役无信牌下乡办事，受杖刑一百。

    另外，别说衙役不能轻易下乡，就是胥吏，县丞，知县，没事也不能随便出县衙去乡里。

    很多人不知道，大明官场有一条规矩：

    县官不许下乡村。

    县官并不能随便离开县衙，除非是“点视桥梁圩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之类。只不过在执行过程中，这个规定往往是县官不能随便出县城。

    就在众人以为该退堂时，顾正臣突然对孙娘发问：“前几日本官探访牢狱，你暴起而伤人，想来是有缘由的吧？”

    典史陈忠微微眯起双眼，锐利的目光盯着孙娘。

    孙娘畏惧：“草民一时糊涂，误伤了人，并无其他缘由。”

    顾正臣清楚，她不信自己可保她。

    确实。

    自己虽然是句容知县，但这里并非完全自己说了算。

    周围的吏员、衙役，哪个没立场，没小心思？

    典史控制着牢狱，动点手脚并不难。

    “让她画押，退堂吧。”

    顾正臣起身走向二堂，书吏将记录的堂上对话递给孙娘，画押之后，自有衙役带回女监。

    通过堂审，顾正臣有一种直觉，贺庄里面藏着秘密。

    孙一口被埋，死不见尸，在贺庄。

    孙二口失踪，活不见尸，与贺庄大夫有关。

    还有总是断两根手指的郭杰，是贺庄人氏。

    顾正臣翻看着卷宗，再没找到其他线索，若是提审郭杰、郭宁、郭梁三人依旧找不到线索，就只能找个理由去贺庄走一趟了。

    “老爷，孙十八回来了。”

    天黑时，顾诚进来通报。

    “哦，让他来。”

    顾正臣收起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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