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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一半都达不到,拓跋宏更应对冯太后存在刻骨的仇恨才对。
冯太后是拓跋弘父亲文成皇帝拓跋濬的皇后,但非拓跋弘的亲生母亲。而拓跋宏是拓跋弘的长子,自然就与冯太后无血缘关系。
北魏“立太子杀其母”的残忍政策,令冯太后成了拓跋宏名义上的祖母。拓跋宏被立为太子后,其母亲、可怜的汉人李氏被赐死。七年后,即476年,亲生父亲拓跋弘又被冯太后鸩杀。
更有甚者,冯太后毒杀献文帝之后,还曾动过杀拓跋宏的念头。
隆冬时节,她把不到10岁的小拓跋宏关在一间四面透风的柴房里,只给这个小皇帝一件单衣穿着,自己则烤着火炉,与大臣们商量废拓跋宏、改立献文帝的二儿子拓跋禧的事。好在大臣们一致反对,连老情人李冲都反对,冯太后这才作罢。
9岁的孩子应该懂事了,这个与自己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女人,赐死自己的母亲,毒杀自己的父亲,还差点把自己冻死,这样的女人会是自己心目中慈祥的祖母?
既然如此,拓跋宏为何对冯太后之死表现的如此伤感,并以如此高的葬礼规格厚葬冯太后?
我想,主要原因是,拓跋宏已把冯太后当成了一种符号,汉化的符号。他需要冯太后这样一个符号,来向群臣及天下百姓昭显他汉化的决心。政治符号的意义,胜于一切恩怨情仇,何况对方已是个死人。死人,最适合做符号。
总之,冯太后这面汉化大旗不能倒。
果然,冯太后去世后,拓跋宏非但没有停止汉化改革的步伐,反而将这场改革推向了高潮。
493年,一支由30万人组成的鲜卑大军,从北魏首都平城出发,向南开进,带头的正是魏孝文帝拓跋宏。
大臣将军们得到的命令是---南下伐齐(南方的刘宋政权已被齐所代替)。虽然他们都不同意这次劳师远征,但皇命不可违,一个个愁眉苦脸的踏上了漫漫征途。
大军到达洛阳时,遇到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越发困难。拓跋宏却精神抖擞,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苦不堪言,按捺不住,聚众来劝拓跋宏取消这次南征。
拓跋宏一本正经的拒绝: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令后世笑话?若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怎么样?
不南进就迁都?非此即彼的做选择?大臣们听了,因之前没有心理准备,一时间面面相觑,无人开口。
拓跋宏大声说:不能再犹豫了。迁都还是南伐?
南伐会死人不说,光这一路舟车劳顿都受不了。一个贵族终于按捺不住:各位老大,这里我最小,不好说的话我来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
既然有人开了口,其他大臣们纷纷表示拥护迁都洛阳。
自北魏拓跋圭定都平城(山西大同)以来,平城一直就是北魏的首都。但平城地位偏北,很难控制整个北方,同时,因北方存在柔然等宿敌,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也十分不利。
再者,平城自然环境也不行,常年发生自然灾害。
更重要的一点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居多,落后保守势力强大,不迁都,改革如何进行?
然而,迁都毕竟事体重大,必然会遭到众多保守派的阻拦,拓跋宏就搞了这么一出假南伐真迁都的戏。
迁都后,拓跋宏对社会文化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汉化改革。
他下令,改籍贯迁居洛阳的鲜卑人,籍贯不得再称“代人”,须改称“河南洛阳人”,且死葬洛阳,不得回到北方落地归根。这样,便可绝鲜卑人故土之恋,使鲜卑族最终能成为中原士族。
首先是禁止再穿胡服、说胡话,而改穿汉服、说汉话。鲜卑语是复合语,而当时的汉语是单音节的,孝文帝甚至下令把复姓的鲜卑人姓氏改为单姓,譬如:皇族的拓跋姓改为元,独孤改为刘等。
这样,拓跋宏就成了元宏。
元宏下令,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的陋俗,倡导和积极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自己带头儿娶了几个汉族士族大家的女子为妃嫔。而且,对汉族士族大家的闺女平等对待,一家娶一个,如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冲之女等。
这样的头儿,估计是个男人都愿意带。
在皇帝元宏的示范下,鲜卑宗室和贵族也纷纷娶汉家女为妻为妾。同时,鲜卑宗室和贵族也把女儿嫁给中原汉族士族大家的子弟。
通过通婚关系,胡汉血统达到融合,消除了双方之间存在的民族隔阂,稳固了北魏封建政权的统治。
受汉人嫡祖母冯太后的影响,孝文帝元宏从小就对汉族的文化艺术有很大兴趣。史书传记、诸子百家他皆有涉猎,五经之义拿过来就能讲,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
元宏还积极创办学校,搜集整理天下书籍,教育鲜卑人学习汉文化知识。他还下令在各地加紧修建孔庙祭孔,并尊孔子后裔,给他们土地、钱财。
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还体现在对律令的修订上。他亲自参与律令修订,并吸收了大量汉晋律令的指导思想,譬如,他下令废除了斩刑之前男女皆除衣裸体的规定,这是文明的一大进步。
同时,孝文帝大力支持佛教,使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石窟艺术是北魏时期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建的。
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魏孝文帝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所修。五台山的佛教,亦是在孝文帝时期得以兴盛。
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
在当时的北方,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农业生产技术,汉族学习少数民族的畜牧业技术,两者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孝文帝所倡导的汉化运动高峰时,朝廷上议政基本不谈别的,就谈农业生产,责令各级官员督办农业,违者免官。
太和九年(485年)实行均田制,把无主荒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耕种后,更是掀起了发展农业生产的高峰。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青年官员、高阳郡太守,也就是山东淄博市市长,走向了农业生产技术研发的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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