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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语言文字都很熟悉，成了当时日本急需的“特种人才”，并被选送为明治维新之后外务省首批赴华留学生，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作为见习翻译学习北京官话——不对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不是日夜想着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么，为何还要选派学生到中国学习?学的又是什么?

    这些人表面是留学生，其实还兼刺探情报，有的干脆就是职业间谍，来华前，他们也受过相关训练。所以，除了留学生、学者之外，吴大五郎的第二重身份，正是间谍，战略层面的文化间谍。这种间谍不靠女色，也不会飞檐走壁，就是太爱“学习”，搜集、掌握你的综合国情，他们出关的时候，带走的都是公开合法出版物，行李夹层里也没有绝密纸条，这类间谍造成的破坏极大，而且防不胜防。

    1888年，吴大五郎还与他的堂兄弟郑永邦合著了一本《日汉英语言合璧》，作为到中国经商的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也可当字典用)，书中有大量涉华政治、经济、外交、商贸等内容。郑永邦的父亲郑永宁，是吴硕三郎的弟弟，后来到老郑家当养子，所以改姓为郑。

    甲午战争后台湾沦陷，日本在台湾积极发展殖民产业搞经济掠夺，这个吴大五郎又出场了。1895年，吴大五郎潜入印度，调查经济情势及大吉岭(印度的茶都)茶业实况，在其《印度内地巡回复命书》总结：“已隶属于我国版图的台湾，同属茶产丰富且多瘴疠之地，我们的民政官员，有必要从事当地的文化建设，振兴当地的产业，建设另一个大吉岭。”你看，一副忘本的汉奸嘴脸。

    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佐藤爱麿最终破译密电码之前十几年，日本出于发动对华战争、窃取中国情报的考虑，已经开始有针对性的间谍活动，吴大五郎就是从事这类活动的间谍之一，并做了大量外围铺垫工作。所谓吴在长崎“捡到字典”的说法，是不确的。

    说句后话。以钓鱼手段破解密码的手段，后来在二战中被美军原样用回到日本头上。当时，美军从日军一系列电报中，发现频繁出现“AF”代码，估计应该是指中途岛。美军便用浅显的英语拍了一份作为诱饵的电报，报告中途岛的淡水设备发生故障。果然不久美军截获的一份日军密码电报声称：AF可能缺少淡水。至于美军截杀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行动，则应归功于新西兰海军从一艘被撞沉的日军潜艇上得到了日本海军最新版的密码本，日军此后更换的密码于是迅速被美军破译。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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