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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府衙门的耳房里。
张元亨放下卷起的舆图,赵跻芳搬来一册册图鉴,将元帅府的粮道展现在众人眼前。
自刘承宗去年做出筹备北征的要求,元帅府的陕甘青三省诸府便筹备军需物资的准备工作。
在这方面,得益于元帅府在青海的军阀式高实物税,征收物资容易,转运军需却难上加难。
因为他们的后勤,得从重建驿路开始。
驿站就是兵站,它既能在战前战事作为兵粮兵饷的转运节点,也能在行军途中收整掉队军兵。
但元帅府在陕西大部分地区,没有驿站。
这事怪不得别人,虽然崇祯皇帝在陕西裁撤了一部分驿卒,把一些掌握武力的准军事人员放到了社会上,但驿路还是良好运行的。
陕西驿路完蛋,都不能用始作俑者来形容刘承宗,他完全就是一手促成,基本没给别人模仿的机会。
他从东往西走,拆了延安、庆阳、平凉的驿站铺司;从西往东征,兵马又毁了临洮、巩昌的驿铺。
有限漏掉的几个,如靖虏的会川马驿、韦州的韦州马驿,曹耀拆了;凤翔府宝鸡的陈仓马驿,罗汝才干的。
只有西安府诸驿,狮口脱险。
不过虽然驿站没被毁掉,但驿丞、驿卒也在战争来临时跑了个差不多。
导致元帅府的陕西驿路,几乎一片空白,必须重建。
这就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驿站的上级单位,元帅府没有。
驿站自古用于军事,汉代隶于太尉,元朝隶属大汗,如今同样也不例外,不经省府,直接隶属中枢的兵部车驾司。
元帅府的行政机构,始终受刘承宗的需要制约。
他需要军器制造,于是有了工衙;他需要官员选任,于是有了吏衙;他需要管理藩属,于是便有了礼衙;他需要开支钱粮,于是又有了户衙。
但他不需要法制来约束他,所以没有刑衙;更不需要有人在军事上指手画脚,所以兵衙是一个掌管低级军官与士兵升迁的残疾部门。
元帅府一直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而是一支坐拥一省乃至三省的军队。
在过去的时间里,他们的通信完全由军队内部的塘骑完成。
直至如今,在各道驻军总兵的管辖下,恢复了一些驿站,但除了西康二府,别的地方都没有驿官和统一管理,只有那些残破驿城里常驻的一小队兵将,代为完成驿卒的工作。
当然,在甘肃还有武威驿到三岔、黑山、宁边三站,因为路不太好走、沿途也没人,被曹耀恢复了元朝传统,不用马驿用羊驿,使的是经过驯养的羚羊,也叫黄滩羊。
其实也谈不上驯养,那种需要大量开放土地的动物本来就不容易驯养,但是对每天跑来跑去的驿卒来说并不麻烦。
只是给它们栓上铃铛,在两站之间来回觅食,熟练之后就能用来传递一些不太重要的消息,送到了就拿块盐砖舔一舔,跑得还比马快。
但当战争来临,整个疆域的驿站进行统一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刘承宗为统管驿站递运,设立了兵衙车驾司,车驾司的郎中是他的马夫郭汝旗,也就是郭扎势。
车驾司下面就辖了都吏、递发、马政、力士、草料五科。
分别管辖人马车船调动、发放勘合符契、点验军马数量、驿馆守卫兵籍、各草料场及经费收支管理等事物。
有了这个机构,修复驿路对元帅府就容易多了。
因为建立驿路有两大难点,一在选址,二在选人,这对刘承宗来说都不是问题。
过去的驿城位置都知道,只是有的被拆毁、有的被打烂、还有一些被弃置罢了,拨款重新修复就是。
而驿站人选更简单了,潼关卫有不少魏迁儿手下的老驿卒,西康道上也有不少业务熟练的驿兵,都能调到陕西当驿丞。
事实上不光兵衙,其他诸衙,在元帅府入主西安之后,都因为中枢统摄地方的缘故,同步进行人员的大量扩编。
各衙按需增设诸司,以在刘承宗身边普遍接受教育的羽林担任郎中作为主官,随后各司按需开设诸科,抽调有各科工作经验的老兵担任大使副使。
承运整理了文书册子,组织好语言,这才抱拳道:“哥,此次北路用兵七万,开战前需于前线备下三月之用,另外再运三月之用,也就是三十万石成粮。”
“天量粮草,固原没有处理能力,要先在庆阳暂设军需局了。”
刘承宗听着竟苦中作乐地笑了起来:“在内地打仗,运粮居然比边地还难。”
元帅府在边地打仗,兵粮反倒容易,遍地马草,坐骑随走随吃;各地还有屯牧、土司供应肉食,省心许多。
但是在内地不同,这是真需要运粮,不运输粮食就打不了仗。
实际上此次作战,刘承宗和承运一开始准备的储粮大营,都是在固原。
因为那边的地理位置合适,兰州和西安向固原运粮,都是五六百里、十一站地。
内地驿站的距离位置,在设置上早有成规,这个要比刘承宗设立西康道、刘承祖北征天山时设立的天山道驿站科学得多。
从西宁到康宁、从甘肃到天山,都是按军情传递的规矩,大概在百里一站。
而内地的驿铺设置完善,传递军情用的是急递铺,驿站之间的距离,是以步骑行进速度设置的。
以早上出发傍晚可以抵达的路途,来设置的驿站。
因此兵粮以驿站划分路段,昼夜转运,十一站地意味着六日可至。
兵贵神速,粮道也要快,越快,路耗越少,同时越快,口粮的保质期越长。
但固原州的问题是,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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