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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位置和制度都已经计划好，只等后金退军，就能着手施行。

    有这些东西在，将来后金军再想染指漠南，至少不会进军如此轻松。

    不过那都是以后的事儿，实际上多尔衮原地围猎，对眼下身处归化城的杨麒来说更加危险。

    毕竟换位思考，如果是他面临这样的情况，一定不甘心大张旗鼓地出兵却一无所获。

    只不过杨麒的准备，并不在归化城，而是又开始对总督宣大山西的杨嗣昌念咒了。

    多尔衮围猎这几天，归化城到山西边境的传信骑兵几乎连成一条线，昼夜不停地接连叩关。

    杨嗣昌如今就在大同。

    多尔衮带兵经集宁西走，明廷方面自是严防死守，崇祯又在去年入侵的经历之下费重金组建了一支专门备奴的军队，如今颇有几分摩拳擦掌的意思。

    而杨嗣昌在山西，这几个月的主要工作是，是阅览边防状态。

    怎么说呢，在边防墩军这块，只能说是凑合。

    山西的边墙守卫压力本来就不算太大，在明代山西边墙分为两段，一段是宁武关、阳方以东，因为外面有大同、宣府两镇护着，称作缓边。

    另外一段，则是宁武关以西，历老营、水泉、偏关、河曲、保德一线，比邻河套，称作急边。

    在制度上，不论缓急，五里一墩台，一墩有五户墩军，每户有地五六亩，在附近结庐为家、耕耘收获，生于此、长于此、葬于此，所有烽火墩台的事宜都编成歌曲口诀，让小墩军从小就学，遇事就能按照口诀传警。

    这套制度，是戚继光在蓟镇传下来的。

    但制度归制度，现实归现实。

    如今能把这项制度完好保存下来的，只有山海关了。

    过去甘肃和蓟镇，都保存的不错，但俩地方都有历史原因，跟人关系不大。

    甘肃保存的好，是因为甘肃跟辽东一样，依然是最单纯的军镇，那边军户制度直到刘承宗进甘肃，都没败坏太多。

    整个军镇除了边兵就是旗军，老百姓则都是军属、军余，没啥平民老百姓，就是再败坏，祖祖辈辈干的都是这些活儿，败坏也无非往穷困那个方向走，军事制度很难败坏了。

    但甘肃的军事体系，总副参游、镇戍卫所……被刘承宗废了。

    他才没空养墩军呢，防谁啊？

    营兵、旗军、墩军能编的都被曹耀编入战兵了，留在甘肃的也都已经化卫为县，哪儿还有什么墩军。

    而蓟镇的墩台传统败坏，则是因为过去戚继光用的墩军是迁过来的义乌兵和南兵，南兵的补充招募费比较大，后来明廷财政变坏，就招募边民、或用囚犯充军来充当墩军。

    这就导致新的墩军，不会像迁来的南兵一样，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驻守在墩台上。

    万历爷怠政，官都不补了，谁还补墩军？

    倒是山海关那边，因为历来受到重视，因此墩军一直是迁过来的南兵后裔，制度保存非常好，算是戚继光留下来的遗产。

    山西这边的情况则比较特殊，制度还在，墩军大部分也在，都是充军囚犯或边民，属于墩军的墩田虽然有多有少，多少也还都有。

    只不过有些尴尬的是杨嗣昌发现……墩台没了。

    从急边的水泉营堡向南，直到省城太原，一路上五里一墩台，有倾塌的、废弃的，还有因为农民军战争被拆毁的，总之边关的烽火只能往北京传，山西省城是收不到了。

    倒是墩军都在，在废弃的墩台附近，只种官府给的墩地，不给官府干墩军的活儿。

    杨嗣昌本来还想着重修墩台这事儿可以往后稍稍。

    毕竟墩台一路都在官道旁边，眼下肆虐山西的瘟疫仍在，他也不敢大规模招募民夫。

    只要他不大规模招募民夫，瘟疫的势头虽猛，但仍未成燎原之势。

    毕竟这个疙瘩瘟太猛，人的正常活动范围又很有限，没事儿的地一般没事，有事的地儿，通常很快也就没人了。

    但后金军向河套进发，让杨嗣昌又发愁起来，这没有墩台，后金军也好、河套杨麒的那帮假鞑子也罢，冲进来边墙，咱杨总督就死定了。

    毕竟没有墩台烽火，敌军进犯都不知道，冲到太原城下，官军仓促抵御多半要被击溃，城破了，杨总督活不成。

    城没破，事后崇祯爷追究，杨总督还是人头难保。

    所以两害相权，边外这帮牛鬼蛇神可比疙瘩瘟可怕多了，只好招募民夫，先把墩台修起来。

    杨嗣昌已经发现了两个规律。

    第一，瘟疫闹起来的时候啊，老鼠，就成群结队跳黄河。

    第二，瘟疫闹起来的时候啊，杨麒，就会派人给他送信。

    果不其然，杨嗣昌前脚招募民夫修缮墩台，后脚杨麒的假鞑子就骑着马把信送来了。

    杨嗣昌本来就身材挺胖，像个穿官袍的弥勒佛。

    如今看见加盖天使印信的书信，宽胖的脸颊不自觉抽搐抖动，眼角愁得都是褶子。

    他算看出来了，杨麒这个狗东西就没安好心，不让瘟元帅怒斩大明一总督，誓不罢休。

    不过展开书信，倒真还有杨嗣昌想看见的。

    比如，杨麒在求援，说他可能会被多尔衮干死。

    杨嗣昌看着信，肥肥的脸颊就不自觉颤了起来，他笑的很开心。

    杨嗣昌并不反感自己胖，他很能接受自己的体态，早在杭州府当教授的时候，他就给自己起了个号，叫肥翁。

    后来去南京国子监做博士，迷上了吃斋念佛，有点脱离群众，便把肥翁的号改成了肥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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