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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节骨眼上，为了拦住元帅府叛军，潼关卫的武力巅峰、早就病倒在榻上的指挥使张尔猷挣扎披挂。 
    他命家人牵马，取来战刀弓矢，率领三百患病旗军在关上向紫禁城含泪叩首，随即出关。 
    一日之内三战三败，仅剩旗军四十在张尔猷的率领下侥幸逃过元帅军追捕，返回潼关卫。 
    阵亡旗军以性命为祭，将瘟疫的灾祸，重重砸在魏迁儿的脑门儿上。 
    曾在关中三日横扫四万明军的元帅府精锐，脚步停驻，遇潼则止。 
    悲怆的惨败创造战略上的伟大胜利，潼关卫的旗军有心庆祝，却不知庆从何来。 
    伟大胜利的意义远在千里之外，阖门死难的衣冠冢却近在咫尺。 
    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意识到，战场另一边华山脚下停驻的那支军队，跟他们一样。 
    跟他们一样是军人，怀揣一样的信念，经历一样的挣扎，参与同一场疯狂的战争。 
    自张尔猷出战，仅隔四日，关城以西种满麦子的塬上，一杆杆赤色大旗在麦田垄上的小道间招展，缓慢而有节奏的蹄声如同重鼓。 
    按辔徐行的赤甲军汉个个双目赤红，脖颈肿大，动作缓慢而疲乏，却依旧保持操典中规范至极的马上动作，只是面无表情眼中无神，用干燥的舌尖舔舐裂开的嘴唇，伴着马背起伏，死死盯着巍峨城关。 
    他们先是星星点点出现在原野上，随后连成一片，逆着落日红霞，如同洒向大地的不祥之兆。 
    潼关城上的号炮炸响，钟鼓不绝，夹杂关上守军声嘶力竭的喊声，传遍整座关城。 
    “叛军薄城！”
    但并不是没有醒过来的可能。 
    所以才有人死了不埋，要停灵几日再入土为安的习俗。 
    放那儿再看看。 
    而潼关卫面临的情况，则比平时更复杂一点。 
    上万军民挤在关城里为保护粮食，跟鼠群殊死搏斗，瘟疫过了潜伏期大爆发的第一时间就把指挥链击碎。 
    把脉的医师都死个球了。 
    人走着走着倒在地上，就等于没了。 
    康尧民依然在发烧，甚至因为溃破伤口接触泥土和污水，比之前烧得更厉害了。 
    但他还活着，脖子、腋窝和股间的肿块也比早前小了点，不过他也不能确定这是不是因为伤口溃破，污血流出来的缘故。 
    来不及因为家丁死去而悲伤，更没有办法为潼关遍地尸首难过，康尧民跌跌撞撞回了官署。 
    而直至此时，潼关守军仍在战斗。 
    掌印指挥死后，潼关卫没了官方意义上的指挥官，只剩下一堆没实授的世袭指挥使。 
    这里面以指挥使张尔猷最为刚强、广有人望，其人擅骑射搏战，在马背上是万人敌的猛将，却不幸也害病发起了高烧，难以理事。 
    倒是另一名年过六旬的指挥使盛以达，在瘟疫袭来之后，抓住了第一次爆发与第二次爆发中间的空窗期，命卫所军户发给汤药、禁止聚集、洗晒被褥、开窗通风、熏艾沐浴，同时也祭祀辟邪，在家家户户和官署门口贴符避瘟。 
    主打一个有用没用，全都用上再说！ 
    俗话说人老成精，盛以达六十多岁，啥没见过？瘟疫来了别的不说，先把这些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都做了，再说细细分析的事儿。 
    潼关盛家，在有明一代的世袭指挥使里，非常特殊。 
    他们家特殊在于卫所世职出身，却以文耀宗，凭科举显贵。 
    两代人，出了一个都督同知、一个副总兵、一个京营参将、一个指挥使，同时还有父子两进士，先后做侍郎和尚书。 
    指挥使盛以达的父亲盛讷，在家里排行第三，长兄承袭指挥使，后来升任南京前都督府同知；二哥考了武举，在京营做参将；他则考了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死后赠礼部尚书。 
    眼下指挥使盛以达是盛讷的长子，他几年前过世的二弟盛以弘则同样考取进士，官至礼部尚书。 
    所以盛家眼下文化人很多，后辈不仅有擅长弓马骑射的武学生，也有很好几个秀才。 
    盛以达很清楚，他的这些部署对这次的瘟疫，没用。 
    因为除了祭祀贴符这种谋求心理安慰的伎俩，其他对策，都是过去针对四时疫的。 
    所谓四时疫，其实就是变化季节时的流感。 
    古人并非对传染病缺乏认识，恰恰相反，因为医药手段、对病毒的认识都没有后世那么发达，所以对传染病的印象才更加深刻。 
    只不过当时人们使用的是另一套口径，不叫传染病，就叫疫。 
    疫，本身的意思就是民皆疾。 
    它由病字旁和殳组成，殳是先秦时期军阵兵器，当时青铜还很贵重，普通国人大多使用木棍作战，只有战车上的贵族使用青铜器，这种在木棍上带有青铜箍和三棱矛头的兵器，是当之无愧的杀人利器。 
    以至于几乎所有带‘殳’偏旁的字，都与伤害、攻击、杀戮和死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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