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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京在被清军围困多年，只有出没有进，眼看着江河日下。至同治二年，连基本的粮食储备也成了问题。
    以致李秀成在湘军围困天京时，苦劝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银两”，而“概行要买米粮”。
    因此，所谓曾国荃“于此中获资数千万”很可能是一个想像之数。
    陈恭禄先生指出：“《南亭笔记》暴露他（即李伯元）的历史知识极端贫乏”；冯尔康认为“其撰《南亭笔记》，带有作小说的态度写作，失实太多”，并将《南亭笔记》一书定为“史料失真的笔记的典型”。
    《曾国荃全集》的整理者梁小进先生也指出，近百种晚清至民初的笔记史料中，李伯元之前的笔记均未发现有关曾国荃大量侵吞太平天国财物和金银之事的记载，李伯元《南亭笔记》系记此事的第一家，但并未交代所闻的出处。其后徐凌霄、徐一士的记载与李的记载基本一致，亦未交代出处。
    与之相佐证的还有赵烈文所见。赵烈文是曾国藩身边的一个核心幕僚。同治二年，曾国藩对南京前线放心不下，特地把他打发到金陵大营，专门为老九出谋划策。攻陷天京前后的情况，赵烈文是见证者。
    这是晚清末年一个有见识有眼光且人品高尚的知识分子，他留下一部《能静居日记》被史学家称为信史。在他的日记中没有关于老九贪财的记载，假如有，他是会毫不犹豫地记录下来的，就如他如实记录湘军杀人一样。
    与此同时，向来直爽痛快、不吝钱财的“九帅”战后不仅没有发财暴富之相，反而多次在家信中表达了经济窘迫之状。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二日老九给大哥写信：“弟向未留剩活钱而用度日繁，亦渐有涸竭之意。”
    同治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再次对老大表示：“住乡应酬亦大，明春有权住省城之意，借以省款客酒饭轿钱。”
    克复天京后，曾国荃被朝廷赐封“一等威毅伯”，封爵实际上是没有俸禄的。老九不知，以为朝廷会另给奖金，他实在是指望着有一笔奖金就好。
    曾国荃在家信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老兄甚至侄儿哭穷，不大可能是“作秀”：一来不合老九的性格；二来瞒不住也不必瞒哄家人。到了光绪年间，老九甚至还表达了“做官完账”的急切心情：
    光绪元年（1875）五月初七日给曾纪泽写信：“千辛万苦，乃得此处，虽撙节用之也，年可省出八千两完账。”
    五月十三日再次给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写信说：“八年闲居……负欠如海。”六月十五日又对他们说：“邓小山先生昔在此住六个月之久，亦为省钱与应酬起见，可见英雄所见自古相同。”十天后，又说：“惟晓亭所欠之项，陆续要取偿，余所欠各处之项，自当相其缓急先后，次第以完之耳。”
    到了七月十七日他告诉曾纪泽：“余用度撙节，大约今年可剩万五千两完账。借账完账，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以可久欠之账完宜亟完之账。如此周转，究系正办……”
    一代名将，落到“以无利之账清有利之账”的地步，怎么可能想像是一个曾经“暴得横财”之人呢？
    光绪二年（1876）六月初六日他在回复曾纪泽的信中谈起了经验：“乞退不可太早，亦不能不想做官完账，此中全丈有机缘，否则不敢冒昧率尔径行，且熟思定妥再详复信与侄也。”
    巨大的家庭财政“赤字”，需要“做官完账”，以至于对当年过早乞退而后悔，无疑不是故意放出的烟幕弹。老九若真从南京“获资数千万”，在短短的八年时间里，即使日掷千金，也不可能落到如此地步。
    后来，曾纪泽的儿子得了白喉，要钱治病，他都不敢向这位九叔借贷，而是写信给左宗棠，托他向远在新疆的刘锦棠那里借三百两银子。
    二、曾老九贪名成因平议
    作为一代名将帅，老九贪名的由来其实非常值得我们今人深思。
    除了上述传言给老九声名带来极大损坏之外，老九的贪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咎由自取。
    第一，贪功使气，喜好张扬。
    老九出山，与乃兄曾国藩把剿灭太平军当成经世的事业不同，他的动机有二。
    一是为了“赴兄急”。
    二是因科举不顺，故而想别求出路，以补偿他久试不中的不平。老九并非正规科班出身，他的“优贡”不算科举正途，在功名上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意味，以至于同治十三年冬天奉诏入京的老九与同年的优贡生聚会，会中有人提议辑刻《同年录》，要老九作序。老九在序中还表示进士、举人、拔贡三途，萃行省之精英，前程甚懋，而优贡则“不敢望夫丰情”，“往往自渐形秽”，也正是这样，使得他也没有一般科班出身的士大夫那般的道德约束。
    曾国藩经济上心清如水，立志做官以不要钱为本，那是因为他的官家身份，要上对朝廷下对百姓负责；老九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贪心。因为他是一个布衣、匹夫，无须对朝廷负责，对百姓负责，打仗是玩命的事，无利谁起早呢？
    因此，曾国藩对他的要求是，只要不比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等诸位将帅做得过分，就算了。
    咸丰八年（1858）八月，老九以铁桶战法攻克吉安府，送了一笔钱物回家；此时，他还有些害羞。在九月初六日《致仲兄》一信中写到：“此时减勇大半，所有饷项担子均轻也。惟数年应有之薪水杂款微有羡余，不得不携归，为家中应用之费，实愧对老亲与老兄平日之直节清名耳。祈兄宽看一层，勿哂责阿弟，是为至感……顺解二竿之数，皆库平原封也。又凑花边元洋约共三封，约有三百零两……”
    并嘱“请仲兄大人饬弟妇至腰里宅内，指点检拾妥惬。不必另呼雇工，恐其宣传于外，弟得贪名也。”以后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捷，老九必请假回家一次，实则是借机送钱回乡。
    此后攻安庆，老九更是遭至物议沸腾。
    他贪大求奢，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外间议论。有了雄厚的财力，咸丰九年（1859），老九即开始在湖南老家修建房屋，名为“大夫第”；至最后全部竣工，前后共用了八年时间，数次扩建。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奖善堂三大部分组成，宅地总面积约十三万多平方米，长六百米，宽二百三十米规模宏丽，“俨若城市”。
    同时，老九大手笔资助同族及亲友；改葬父母；替曾国藩担负起了“照顾家族”的责任。曾国藩曾说：“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晚年他更说：“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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