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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还是可以实现的;不过正如同普通的内地人看一个穿大礼服的中国人觉得奇怪一样，一个严格的西方专家看见这种改头换面的制度也会觉得不顺眼的。我主张缓步稳进，开始时只做一些必须做而且可能做到的事，但是有眼光的人们大概会因小见大，看到将来发展的远景的。”
    因为海关管理的成功，清政府扩大了赫德的权力，让他接手了一部分沿海常关也就是内地税关的管理工作，希望赫德能对它们进行近代化改造。
    在将洋关制度移植到常关管理领域时，赫德尽可能留用了常关原套人马，对原有“工作手续和人事将不作任何不必要的变动”，避免引起较大震动，接管五十里内常关的工作因此稳妥推进，取得成功。在帮助清政府创办现代邮政制度时，赫德也说，“为各方面的利益计，我们应该效法的是龟行，而不是兔走”。
    当然，虽然非常尊重中国政府的权威，但赫德作为一个西方人，仍然坚持认为西方的政治文明发展是高于中国的，他曾试图把海关塑造成为“中国全面改革文职机构的典范”，以促进中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升级。因此他提醒其他海关关员不要忘记“自己乃先进文明之代表，该文明与中国之文明截然不同，因之亦不必抑制发扬先进文明与推行西式成功经验有益成果之自然愿望”。
    不管赫德的本心如何，他管理下的晚清中国海关，其廉洁程度在两千余年帝制中国的历史上确实可以说是绝无仅有。魏尔特在《赫德与中国海关》中说，“赫德任期内海关人员的违法行为没有超过五起。”
    清末粤海关税务司署后街
    具体地说，据1854一1870年间16年的统计，海关关员中总共只有4名因行为不轨、1名因经商、1名因受贿而被除名。在赫德50年任期期间，未经授权的支出滥用公款等违法行为的案件没有超过五起。这一事实说明，贪腐在中国并不是不能治好的绝症。
    当然，我们要看到，赫德管理的中国海关，也有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华人的歧视：海关主要管理岗位都是西方人，在赫德任内，直到1907年才有一名叫张福庭的华员做到代理亚东关税务司。
    本文的任务不是对赫德进行全面介绍，因此不评价他海关改革以外的活动，但是无庸回避的是，赫德的所作所为，很多时候代表的是英国利益。而且一个外国人那么长时间把持中国的海关，这本身就是对中国尊严的极大损害。所以可以说，“中国海关主权是由赫德一手彻底破坏的”，他把中国海关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
    1949年之后，新中国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海关管理权。扬眉吐气的中国人完全摈弃了旧海关的制度和方法，参照传统和苏联制度，采取了自己的管理方式。比如赫德时代海关实现了垂直领导，但是新中国海关实际上是中央与地方双重领导，并且以地方领导为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了传统。
    管理制度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是无国界的。赫德时代的海关管理经验，也许可以给今天的中国海关建设乃至整个反腐制度建设提供一点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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