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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说夏史》
天熙年, 杨峤病逝了。
在最后的几年中,他饱受病痛折磨,足部溃烂, 身形消瘦, 无法正常起居。然而即便如此, 他依旧不肯轻易松开手中的权力。
为维护自己的权威,他铲除异己, 打压其他党派, 下狱、贬谪、革职皆有, 为全国推行新政, 不顾地方差异, 导致一些地区民怨沸腾, 农民日子难过, 甚至银价一路高涨,谷贱银贵。
更严重的则是一手培育出了声势浩大的杨党,给程谢后期整顿吏治带来了不小的阻碍。
但要我说, 杨峤的行事风格虽然有待商榷, 可他在世宗末年稳固朝政,后期坚决推广赋税改革, 大大增加的财政收入,总得来说,是一名能臣。
杨党与其说是杨党, 不如说是保守党。
他们曾勇于进取,也逐渐被时代所淘汰, 历史的车轮就是这样无情,你不可能永远是正确进步的一部分人。
哪怕是程丹若,她在执政后期也逐渐趋于无力, 没能打破封建王朝的壁垒,始终困在君权的樊笼之下。
可他们所做出的改变是有意义的,没有努力向前迈的每一小步,也就没有现代社会。
就好像杨峤去世后,薛聪接任了首辅之位。
他做了年,从历史的维度看,似乎没什么了不起的动作,一切平平无奇,以至于常年被人忽略。
可仔细翻阅史料,我们会发现天熙年有一场大洪涝,户部和工部留下了大量赈灾的文献,详细记录了这个国家在赈灾方面的努力。
天熙四年,朝鲜归顺,俯首称臣,日本彻底退回了弹丸之地。
天熙五年,就在薛聪致仕归乡前月,黄河堤坝修筑完成。
或许,他的才能并不出众,但至少将内阁平稳地交托给了谢玄英。
天熙五年八月,谢玄英出任内阁首辅,彼时,次辅是蔡子义,阁臣为赵为潜和孔廉之。
蔡、赵都是杨党的中坚,孔廉之有属于他的地方乡党,双方势均力敌。论理,他们应该无法经营多年的程谢夫妻抗衡。
但此时,程丹若与江南党的裂隙越来越大。
双方曾经联盟,是因为对方身上有自己想要的东西。程丹若需要支持,以便坐稳位置,江南党需要中枢照拂,方便快速恢复元气。
可再紧密的联盟,也会因为利益而产生分歧。
江南党的诉求,无非是更多的官位,更高的官职,更多的话语权。这和杨党的利益完全相同,他们希望程谢效仿杨奇山,打压异己,扶持自己人。
但程丹若显然有自己的规划。
她用人不限籍贯,无论是西南还是东北,只要是可用之人,哪怕与她的立场全然相反,也愿意破格提拔。
这无疑招致江南党派的不满。
双方的间隙越来越大,逐渐难以弥合。等到晏子真的逝世,双方的纽带破裂,江南党至此分裂成了两大派。
一派是地域性的江南党人,他们吸纳江浙籍的官员,团结一致,在税收、海贸、农桑等事务上争取,为家乡谋利。
另一派是因理念追随谢玄英的人,他们信奉心学,研读纯真学说,试图沿着王阳明的道路,寻找真正能够救世治国的道路。
前期,这些人员以江南人为多,双方闹掰后,吸纳了其他籍贯的有志之士。因为崇尚推陈出新,多有改革弊病之语,被称为新纯党,也叫新纯真派。
不过,必须声明的是,虽然分以派别,彼此之间却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
说到底,程丹若执掌宝玺,谢玄英为内阁首辅,他们夫妻内外联合,已然把持朝政,江南党怎么和他们斗呢?人家只要愿意,大可以不提拔他们,转而与其他人合作。
双方的矛盾并不激烈,只是合作不再紧密,时有摩擦。
程丹若真正的敌人,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
夏朝立国一百多年,一代代君王,一届届的官吏,他们在复杂的公务中总结出了默契,哪怕人员迭代,这些“经验”却沉淀了下来,不断往下传递,积累成根深蒂固的弊病。
夏朝中后期,吏治最大的问题就是贪腐。
火耗和淋尖踢斛已经成为潜规则,不,几乎已经成了明面上的规则。老百姓早就忘记没有这些剥削的日子,他们默认要多交一笔钱,而官员们也默认这是一份属于他们的收入。
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
试想想,原本读书人寒窗苦读,得中进士,想的是为民请命,匡扶社稷,可现实却告诉他们,你们错了,当官的规矩就是剥削百姓。
都说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大家都是凡夫俗子,每天要吃喝拉撒,养父母妻儿,工资不能正常生活之际,很难谈两袖清风。
就算真的有个别人坚持自我,没有同流合污,那么,等待他的是光明前途,还是同僚的排挤?
大家都拿,你不拿,就你清高?同僚愿意有这样的同事吗?上司愿意有这样无暇的下属吗?下属愿意有这样苛刻的上司吗?
古代社会是人情社会,也是人治国度,得不到大众的认可,寸步难行。
我想,程丹若应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没有选择直接查处贪腐。
人太多了,查不过来,杀了一批还有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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