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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值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瘟疫”席卷英格兰之后，“易怒者”赫尔曼，亦称为“智者”的赫尔曼践祚英国王位。瘟疫吞噬了整个英国王室，第三第四代子孙尽皆陨命，于是本来在承继王位序列中位于第十三位的萨克斯-德拉赫森-瓦赫特赫尔斯坦因之赫尔曼十四成为领土遍及海内外的大不列颠帝国君主。他之登极算得政治领域发生的最出人意料的事件之一，而且发生得极为斩截彻底。在许多方面他都堪称有史以来坐上重要王位的最激进之君主；人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身处何处，已然又身处异地了。即便按传统来讲相当激进的首相，也发现很难跟上这位君主对立法提出的建议。
    “事实上，”首相承认道，“我们处处受到那些鼓吹女性投票权的家伙牵制；全国上下，他们处处干扰我们的会议，他们还想把唐宁街变成某种政治性的野餐营地。”
    “必须想办法对付。”赫尔曼道。
    “对付，”首相道，“绝对应该；问题是怎么对付？”
    “我给你起草一份法案，”国王道，在他的打字机旁边坐下来，“颁布女性要为将来所有之选举进行投票的法律。要进行投票，你注意到没有？或者更直白一点说：必须投票。男性选民仍跟以往一样，可投可不投；但每一位二十一岁以上七十岁以下之女性将必须投票，不但是国会选举、郡议会选举、区委员会选举、教区委员会选举以及地方自治选举，而且验尸官、学校督察、教会委员、博物馆馆长、卫生部门负责人、治安法庭审判员、公共泳池督察员、承包人、唱诗班指挥、市场主管、艺术学校教师、教堂司事以及其他地方负责人员——等想到了我再往上加——所有这些职位都要变成选举产生，她们都必须进行投票，女性选民如果无故不参加本地区的任何一次选举之投票将被处以十镑之罚金。除非有正当的医生证明，不得无故缺席。让议会两院通过这一法案，后天带到我这儿来签字实行。”
    自强制妇女履行选举权之法案执行之日起，即便在呼吁女性投票权声音最响亮的圈子内也很少或几乎无人为之兴奋不已。此前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女性都对选举权云云漠不关心甚至有抵触情绪，而如今，就连那些最狂热的妇女参政论者亦开始怀疑当初为什么觉得把选票扔到一个小盒子里竟会有那么大吸引力。在乡村地区要将新法案的规定付诸实施就够让人挠头的了；在城镇和大城市这简直变成了一场梦魇。各种选举似乎没完没了。洗衣女工和缝纫女工不得不急匆匆地从工作地赶去投票，经常连候选人到底是谁都不甚了了，一般不过是碰上谁算谁；女性职员和女服务员须得极早起床，先把票投好了再赶往工作地点。社交圈内的女性发现在必须不断赶往投票站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再从容地安排各项社交事务，周末派对和夏日假期逐渐成为男性独享之奢侈。对于开罗和里维埃拉的公民而言，只有那些真正残疾或家资巨万之人才有可能履行如此严苛之规定，一次缺席就得付十镑罚金，如此累积下来就是一般的富足之家亦难以承受。
    如此一来，剥夺妇女投票权的鼓噪渐渐成为一项声势浩大的运动也就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反对妇女投票同盟已拥有上百万信徒；它的主题色：香橼色和老荷兰红四处飘扬，它的战斗主题歌“我们不想投票”唱遍全国。由于政府对和平劝说未表现出任何反应，暴力方式遂大行其道。会议被搅乱，大臣遭围攻，警察被暴打，通常的监狱费遭拒付。同盟成立一周年前夜，妇女们在特拉法加尔广场上举行示威活动，她们将自己一层层缚在纳尔逊像柱上，整个像柱都被遮了个严实，同盟惯常采用的花状装饰也因之不得不放弃。但政府仍固执地坚持女性应该有投票权的立场。
    实在没办法了，女性的智慧终于想出了最后一招权宜之计，奇怪的是此前竟没人想到。“大悲恸”运动组织了起来。一次就有一万个女性在首都的各大公共场所分成几组以接力的方式痛哭不止。她们在火车站哭，在地铁公共汽车里哭，在国家美术馆哭，在陆军和海军仓库旁哭，在圣詹姆斯公园哭，在民歌音乐会上哭，在王太子宫前哭，在伯灵顿拱廊哭。此前一直未曾间断的出色闹剧《亨利的兔子》因妇女们在正厅、包厢和楼座中可怕的痛哭陷入危机，打了多年的一桩著名离婚案也被部分观众的哭泣行为夺去了大部分光彩。
    “我们该怎么办？”首相问道，他厨子的眼泪流进了所有早餐的碗盏，他孩子的保姆悲戚戚地默默流着泪带孩子到海德公园散步去了。
    “怎么办都来得及，”国王道，“让步总是来得及的。让议会两院通过一项剥夺女性投票权的措施，后天带到我这儿来取得王室批准。”
    首相退出后，“易怒者”赫尔曼，亦被称为“智者”的国王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
    “杀死一只猫的办法不止用奶油呛死它这一招，”他引证道，“不过我不能肯定，”他又加了一句，“是否还有比这个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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