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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打从一个月以前，他就已经开始常到我这里来了，几乎每天来，以前我们虽也认识，却并不是这样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忽然我仿佛灵机一动，竟开始吃惊地注意到了。您知道，我在两个月以前开始招待一个谦逊可爱而又正直规矩的青年，彼得·伊里奇·彼尔霍金，他是此地的一个官员。您也见过他许多次。他是一个严肃正派的人，是不是？他每隔三天来一次，并不是每天来（尽管即使每天来也没关系），永远穿得极整齐，而我，阿辽沙，总是喜爱有才能而又谦逊的、就像您这样的青年的。他几乎有政治家的头脑，又那么会说话，我一定，一定要替他向别人推荐推荐。他是未来的外交家。他在那天那个可怕的日子，深夜到我家里，简直把我从死里救了出来。可是您那位好友拉基金走进来的时候却老是穿着那双长筒靴，横在地毯上面，……总而言之，他甚至开始对我有所暗示，忽然有一次，临走的时候，他还拼命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就打他握我的手开始，我的腿就忽然痛起来了。他以前也在我家里遇到彼得·伊里奇，您信不信，他总对彼得·伊里奇冷嘲热讽，老是冷嘲热讽，一直为着点什么对彼得·伊里奇恶声恶气的。我看着他们两人相遇的情形，心里直笑。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正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对，我当时已经躺倒了，我正一个人躺在那里，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来了，而且您想想看，还带来他写的一首小诗，很短，是写我的痛脚的，那就是用诗句描写我的痛脚。您等等，它是怎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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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足，纤足，
    痛得可恶。
    还有什么句子，诗我老是怎么也记不住的，就在我那儿，我以后再给您看。不过写得很有趣，很有趣，而且您知道，那不单是谈脚的，还有道德教诲、美妙的理想，不过我忘记了。一句话，简直可以收进诗集里去的。我自然向他道谢，他也显得很得意。我还没来得及说完道谢的话，彼得·伊里奇忽然走了进来，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就一下子脸色阴沉得什么似的。我看出彼得·伊里奇有点妨碍了他，因为我已经预感到，拉基金一定有什么话想在献诗之后就向我说的，偏巧彼得·伊里奇走了进来。我忽然把这首诗拿给彼得·伊里奇看，并没有说是谁作的。但是我深信，我深信，他当时已经猜到，虽然至今还没有承认，一直还说是没有猜到；但这是他故意的。彼得·伊里奇当时立刻哈哈大笑，批评起来。他说这是一首极坏的歪诗，大概是哪个教会中学的学生写的，而且您知道，说得那么起劲，那么起劲！这时您那位好朋友非但没有采取笑笑就算了的态度，反而发疯似的狂怒起来。……天啊，我以为他们要打架了。他说：‘这是我写的。我本来是写着玩的，因为我认为写诗是下流的事情。不过我的诗是很好的。你们那位普希金写诗赞美女人的脚，有人还想给他立碑，我的诗却是有寓意的。您自己是农奴制的拥护者；您没有人道的观念，您没有任何现代的、文明的情感，您还一点没有受进步潮流的影响，您是个官僚，只知道贪污受贿！’我听到这里就喊了起来，求他们不要吵闹。这时，您知道，彼得·伊里奇并不是胆小的角色，却忽然做出极体面的姿态：嘲笑地望着他，一面听着，一面道歉说：‘我不知道。我假如知道，就不会说了，我还会夸奖的。诗人们全爱生气。’一句话，在极体面的态度之下，表达出嘲笑的意思。他自己以后对我解释，这几句话都是嘲笑，我还以为他是真的。不过我躺在那里，就像现在在您的面前一样，心里突然想到：假如我因为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在我家里对我的客人这样不客气地吼叫，突然把他赶走，这究竟对不对呢？您信不信：我躺在那里，闭上眼睛，心里想，这是对呢？还是不对？却始终不能决定，翻来覆去，苦恼不堪，弄得心都怦怦直跳，心想：我嚷起来呢？还是不嚷？一个声音说：你嚷吧；另一个声音说：不，别嚷！可是这另一个声音刚说完，我就突然嚷了起来，接着就晕倒了。嗯，不用说，自然产生了一场忙乱。我忽然站起身来，对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说：我向您说这话觉得很难过，但是我不愿意再在我的家里接待您了。就这样把他轰了出去。唉，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呀！我自己知道我做得很糟，我口不应心，其实我并不生他的气，主要的是我忽然觉得这样很好，弄出这样一个场面来。不过您信不信，这场面总算还很自然，因为我甚至还痛哭了一场，以后又哭了好几天，但后来有一天下午，突然之间又把它全忘了。他现在已有两个星期没到这里来，我心想：难道他真会从此不登门吗？这还是昨天的事，晚上忽然收到了这份《流言》报。我读了以后，不由得惊叫了一声。这是谁写的，当然是他写的，他当时回家以后，就坐下来，写了这篇东西，寄了出去，人家就给登了出来。前后恰巧有两个星期。但是阿辽沙，我是不是在一味胡说，尽说些不该说的话。唉，这都是自然而然地冒出来的。”
    “我今天特别急着要及时赶到哥哥那里去。”阿辽沙支支吾吾说。
    “对，对！您正好提醒了我！请问：什么是精神错乱？”
    “什么是精神错乱？”阿辽沙惊讶了。
    “司法上的所谓精神错乱。只要是精神错乱，就一切罪都可以赦免。无论您做出什么事情，立刻会赦免您的。”
    “您说这个是指什么事？”
    “是这样的：那个卡嘉……唉，她真是个可爱的、可爱的人，不过我怎么也摸不准她爱谁。前不久她在我家里，我一点口风也探不出来。加以她现在只跟我保持泛泛的关系，一句话，只问候问候我的健康，别的什么也不谈，甚至还用那么一副腔调。我就对自己说，随您的便吧，愿上帝保佑您。哦，对了，现在再讲那个精神错乱：那位医生来了。您知道不知道，来了一位医生？您怎么能不知道，就是那个会诊治疯子的，本来是您请来的，哦，不是您，是卡嘉！全是卡嘉干的事！您看：一个人坐在那里，并不发疯，却忽然发生了精神错乱。他也有记性，也知道正在做什么事，但是他的精神错乱。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一定也是得了精神错乱的病。自从设立了新法院，立刻就弄明白了所谓精神错乱问题。这是新式法院的德政。这位医生到这里来过，盘问我那天晚上的情形，就是关于金矿的事情：意思是说那时候他是什么样子？既然一来就喊：钱呀，钱呀，三千卢布呀，拿三千卢布来，然后就忽然跑去杀了人，这怎么还不是精神错乱？他说，我不打算杀人，我并不打算杀人，却又忽然杀了人。就根据这种情况也会把他赦免的，就根据他本不想杀，却竟杀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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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并没有杀人呀。”阿辽沙多少有点不客气地插嘴说。他的心情越来越变得不安和不耐烦了。
    “我知道，是那个老头子格里戈里杀的。”
    “怎么是格里戈里！”阿辽沙叫了起来。
    “是他，是他，就是格里戈里，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刚打了他，他躺倒了，可以后又爬起来，看见门敞开着，就跑进去，杀死了费多尔·巴夫洛维奇。”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就因为得了精神错乱。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打破了他的脑袋，他醒过来，就精神错乱了，跑去杀了人。他自己说没有杀，他也许不记得了。不过你瞧：最好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杀的，那样要好得多。我虽然说是格里戈里，但是实际上是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杀的，一定是他，这样要好得多，好得多！我倒不是说儿子杀父亲是好事，我并不赞成；相反，孩子应该尊重父母，但是假使是他，到底好些。那时您也不必哭，因为他的杀人是自己也不明白的，或者说全都明白，可是说不清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是的，他们应该饶恕他。这是合乎人道的，还可以借这事让人看到新式法院的德政。我本阅读模式加载的章节内容不完整只有一半的内容，请退出阅读模式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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