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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人惊奇地把这案件弄得清清楚楚，并且“做了细致入微的研究”。例如，以后大家愉快地谈论，他怎样把所有检察官方面的证人及时地引“上钩”，尽可能地把他们窘住，主要的是给他们的道德名誉抹黑，这样自然也就给他们的证词抹了黑。不过大家以为，他这样做，大半是为了游戏，可以说是为了维持某种法律场面，表示丝毫也没有疏忽任何律师惯用的辩护手法，因为大家相信，用这类“抹黑”的办法并不能得到某种决定性的重大好处，这一点大概他自己比谁都明白，其实他一定心里还暗藏着某种想法，某种暂时还隐藏不露的辩护手段，只等时机一到，就会忽然把它拿出来。尽管这样，但由于他感到自己胸有成竹，所以暂时始终仿佛在那里游戏，闹着玩似的。所以，举例来说，当审问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贴身仆人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在他做关于“通花园的门是开着的”这一最有分量的证词的时候，一轮到律师发问，他就紧紧抓住不肯放松。应该指出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一来到审判厅，并不因法庭庄严，旁听人数众多而露出一点点惊慌，他显出一副安然而且近乎庄重的神态。他做证时口气那么自信，简直好像是在同玛尔法·伊格纳奇耶芙娜私下里谈话，只是稍微恭敬些。把他难住是不可能的。检察官先长时间盘问他卡拉马佐夫家的详细情况。一幅家庭的图画鲜明地摆了出来。听得出，也看得出证人是直率而没有偏心的。尽管他对他去世的主人极为尊敬，但却仍然声称，比如说，主人对待米卡颇不公平，而且“不大关心教养儿子。这小孩如果没有我，会被虱子咬死的”，他在讲到米卡的儿童时代时候这样补充说：“父亲在母亲遗下来的祖传财产上欺瞒儿子，这也是不应该的。”检察官问，他有什么根据，可以证明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在账目方面欺骗了儿子，使大家惊讶的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并没有提出任何切实的证据，但却坚持说，他和儿子所算的账是“不公平”的，他“应该补出几千卢布来”。顺便说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是否真的没付清米卡款项的问题，检察官以后曾特别孜孜不倦地向所有可能知道的证人提了出来，连阿辽沙和伊凡·费多罗维奇也在内，但是没有从任何一个证人那里取得一点点确切的回答。大家全证实这事实，但没有人能提出一点点明显的证据。当格里戈里描述了正在吃饭的时候德米特里·费多罗维奇闯进来揍了父亲一顿，还威吓说要回来杀死他的那幕活剧时，全场的人都普遍产生了一种极坏的印象，尤其因为老仆人讲的口气平静，没有废话，用语别致，结果却显得极有说服力。至于米卡对他的冒犯，当时揍他的脸，把他打倒在地，他说他并不生气，早就原谅他了。对于去世的斯麦尔佳科夫，他一面画十字，一面表示他是一个能干的小伙子，只是傻里傻气，遭受病魔的折磨，尤其更坏的是，他是无神派，这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和他的大儿子教的。但对斯麦尔佳科夫的诚实不欺，他却几乎热烈地加以证实，立刻讲到，斯麦尔佳科夫有一次捡到主人掉下的钱，并没有藏起来，却交还给主人，主人因此“赏给他一个金币”，而且以后什么事情都很信任他了。关于通花园的门是开着的这一层，他用十分坚持的态度予以证实。他们盘问他的事情太多，我也不能全都记清楚了。最后由律师发问。他一开口就询问信封的事情，就是“据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曾把三千卢布藏在里面预备给“某一位太太”的那个信封。“您这个多年在您主人身边伺候的人，究竟亲眼看见过它没有？”格里戈里回答他没有看见，而且“直到大家纷纷谈论起它来之前”，也从没有听谁说起过关于这笔钱的话，关于信封的问题费丘科维奇也对证人中凡是可以询问的人都不断地提出来，就像检察官提出分产问题来一样，而从大家那里得到的也只有同样的回答，就是谁也没有看见过信封，尽管有许多人都听说过它。律师对于这个问题的坚持探询大家从一开始就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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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能不能对您提出一个问题，假使你容许的话，”费丘科维奇突然完全出人意外地问道，“从预审上查明，您在那天晚上临睡以前，曾用一种镇痛剂，或者说药酒，擦你发痛的腰，希望用它治病，那东西是用什么做的？”
    格里戈里莫名其妙地看了看发问者，沉默了一会儿，喃喃地说：
    “里面有番红花。”
    “只有番红花吗？您不记得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吗？”
    “还有车前草。”
    “是不是还有胡椒？”费丘科维奇好奇地问。
    “也有胡椒。”
    “以及其他等等的东西，全泡在烧酒里吗？”
    “泡在酒精里。”
    大厅里轻轻传出了一阵笑声。
    “你瞧，还泡在酒精里。你擦完了腰，一边由您太太念着只有她知道的虔诚的祷词，一边就把瓶里剩下的一点喝掉了，对吗？”
    “喝掉了。”
    “喝得多吗？大概多少？有一两酒盅吗？”
    “总有一玻璃杯。”
    “甚至有一玻璃杯。也许有一杯半吗？”
    格里戈里不作声。他似乎有点明白了。
    “一杯半纯酒精，那倒真不坏，您以为怎样？连‘天堂的门敞开着’都会看得见，不用说通花园的门了，对不对？”
    格里戈里还是不作声。大厅里又传出一阵轻轻的笑声。首席法官挪动了一下身子。
    “您是不是可以肯定，”费丘科维奇愈加追得紧了，“您看见通花园的门是开着的时候，到底是醒着还是在睡着？”
    “我两脚站在地上。”
    “这还不能证明你不是在睡着。”大厅里又一再发出轻笑声，“如果在那个时候有人问你什么话，比方说，今年是哪一年？你能够清楚地回答吗？”
    “这我不知道。”
    “那么今年究竟是哪一年，基督降生后哪一年，你知道吗？”
    格里戈里茫然失措地站在那里，两眼呆呆地盯着自己的折磨者。说来叫人奇怪，显然他好像果真不知道今年是哪一年。
    “大概您总还知道，你的手上有几只指头吧？”
    “我是奴才，”格里戈里忽然大声而且清楚地说，“既然官长想取笑我，我也只好忍受下去。”
    这似乎使费丘科维奇有点愕然，这时首席法官也过问了，他用警告的口气提醒律师，应该提出比较合适的问题。费丘科维奇听了以后，庄严地鞠了一躬，声明他的发问完了。自然，这样一来旁听者和陪审员们心里都可能留下了一点小小的疑窦，怀疑这个在进行某种治疗的状态下甚至会“看见天堂的门”，而且连今年是基督降生后多少年都不知道的人，他的供词到底是否属实；因此律师所抱的目的毕竟还是达到了。然而在格里戈里退席之前发生了一个插曲。首席法官向被告询问：对方才提出的证词他有没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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